莫非: 更行更遠，還生

漂流到異鄉，尚未在西方文化中扎根，我們必須靠自己來整理經驗，為自己的生命觀、世界觀重新規畫出一條生路。而寫作，又賦與人一種自省的能力，可以重新讓我們走過的生命，像底片一樣顯影……　

常常思考飄至海外的人，生活在文化沙漠中，也已被國內文學界給遺忘了，是什麼仍促使我們用中文寫作？為何我們中文寫作的生命力還特別強悍？像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尤其，很多人原本不學文、也不曾寫過文章，來到海外後數年，有一天，忽然執起筆就開始寫起來。這其中寫作的動力是什麼？什麼是我們在文化沙漠中寫作的泉源？

如果今天回國定居，還會不會寫呢？也許不會。在那百花齊放的環境下，會聽不到自己的聲音，很多話別人表述得比我好，還表達得如此深刻，我又為何要寫？所以，這中間是否有文化距離產生文字書寫的關係？ 我就個人的經驗與觀察，簡單歸納了幾個原因。

（一）鄉愁

無可否認，任何一種遷移，都是一種剝離，對所來處會有不捨與疼痛，對新居地又還未產生認同感，所以對故鄉，自然會懷有強烈的依戀與歸屬感。尤其語言文化愈打不進所居地的，愈容易對原來所來之處認同，會不斷地想把記憶中的家鄉投射至所居地。所以下筆時眼光保守，不斷回顧，寫出來的文章，也多屬感時憂國，鄉愁情懷。

（二）地理遷移，引起心理動盪

也有些人寫作真是因為有感而發。當人的生命版圖自一個地方斷裂，再在另一方接起時，許多既有的觀念、想法、安全感、認同感全都會被顛覆，社會學中稱此為「思維轉移」（Paradigm Shift），尤其是文化愈成兩極，就愈容易受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但由台灣或大陸到香港、東南亞，就沒有東方到西方的震撼大。當人由一個文化移植到另一個文化時，心理會特別敏感、脆弱，因之會產生許多感觸，特別會有感而發。此時寫作，在觀點上是用東方觀點，來描述我們對西方的震撼或觀察。會有兩個文化的比較與思想整理。

（三）用文字重建斷裂思想

但對我這樣的小留學生，又有用文字來重建斷裂思想的作用。多年前，曾參加過一個寫作同好小組，裡面中文程度最好的，是一位在國內念到大學畢業出來的。其餘的有小學二年級便移民到東南亞的，也有小學四年級來美的，有初中到阿根廷的，我則是高中畢業出來的。我們的語言背景混亂，文字駕馭能力都有限，有的中文能力則是靠讀武俠小說維繫下來。

但卻奇怪地，我們全都喜歡用中文來塗寫，雖然不見得能發表，但寫總沒停。多年後常思考，我們喜歡用中文寫作的背後動力是什麼？是鄉愁麼？是對文學的興趣麼？

若說是鄉愁，實在談不上。因對我們這種自小離家、三遷四移的人而言，鄉愁是一種很模糊的感覺。人很難在殘缺的記憶中，去指認任何一塊地方說：那就是我們的家鄉，更談不上因思念而成愁。

而對異國文化，我們也沒什麼排斥，白先勇在〈芝加哥之死〉中有個吳漢魂，以死來抗拒在異域的異質化命運。這樣強烈的內心衝突我們沒有，我們沒有那樣沉重的文化包袱。出國時，我們那一群小留學生對人生還很懵懂，對文化本來便沒有什麼取捨能力，異國語言、文化與風俗，又是股巨大的吸納力量，我們很容易便為環境所重塑了。所以我們寫，絕不是為了鄉愁，我們是往外看、往前瞻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寫？漸漸發現我們寫，是想用文字來證明自己的存在。有人說：「走過的路，必留下痕跡！」這句話對我個人來說，要成立，必須先有兩個前提：在生活的路上要先懂得回頭看，然後要有一種方式來記錄整理，痕跡才會真正留下。而這記錄整理的方式，若沒有一種熟練到能運用的文化語言，便留不下任何痕跡。因為語言連帶著我們思想的基座，這是為何許多人到異鄉的前幾年，想打入英文，又沒刻意保留中文，便會進入到一種語言斷層的現象。

而語言斷層，便會帶來思想斷裂。這點余秋雨曾在《文化苦旅》書中討論過，我則是親身走過、驗證過。這也是為何過去我們所讀到關於小留學生的文字，全是第二手的報導。有第一手經驗的人，或者沒有回頭的習慣，或者沒有中文文字，因而走過的路，無法留下任何中文痕跡。

也有人是一旦超越國界，在不同的文化中漸行漸遠，便會想重新定義自己，想為自己在新的環境中重新定位。然而異國文化無法代為表述，或為我們整理自己。原本生活在本鄉文化裡，有文化知識分子為我們看、為我們思考，由媒體、文化中我們可以找到情緒的出口，也可以跟隨中國文化根源性的經驗來走。但漂流到異鄉，尚未在西方文化中扎根，我們必須靠自己來整理經驗，為自己的生命觀、世界觀重新規畫出一條生路。而寫作，又賦與人一種自省的能力，可以重新讓我們走過的生命，像底片一樣顯影。所以我們會想寫。

但是在海外寫作也有困境。2003年世界華文作家協會裡，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張錦忠有篇論文〈馬華文學及其周邊華文文學場域〉，其中提出馬華文學及其周邊華文文學場域的流動方式有二：一是由「華文」流向「中文」，二是由較弱的文學系統流向較強的文學系統。這也可拿來參考北美的文學場域。我們也有同樣的困境。

（一）中文語言的困境

同樣的茶，泡不同的水，定會走味兒。有的茶還愈泡愈淡，失了茶味。在我看來，文字語言是海外寫作的最大困境。語言學家愛德華（Edward Spair）在《語言論》中曾說：「語言不脫離文化而存在，不脫離那種代代相傳，決定著我們生活面貌的風俗信仰總體。語言是我們所知道的最龐大最廣博的藝術，是世世代代無意識地創造出來的無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樣偉大。」所以，語言像山，是由文化中許多無名氏創造出來的作品。

然而身在海外，在中國文化之外，我們沒有這樣的山，只有沙漠。我們身邊沒有創造中文語言的無名氏，只有中英夾雜的老中與老美。我們的工作環境、鄰居，甚至配偶，都可能與我們用純洋文互動。生活中缺乏中文語言的養料，原有的一點也在被異文化滲透、剝削，在不斷地被消減。所以雖然我們是主動移民，但我們的中文語言則無可奈何地、或多或少會被異文化殖民。

我們是脫離了水的魚，所以在異鄉用中文寫作，是在曠野裡開道路，在沙漠中開江河，對文字的敏感度自然會差。第一屆世界華文文學獎決審記錄中，幾位評審便曾有一致的看法，說進入決審的作品，「在題材上有開闊的視野，但文字則普遍不夠洗練」。身為一個得獎者來說（我得了散文評審獎），這樣的看法我完全同意，因為這現象有其背景。我們創作者若想突破，便不能只停留在「華文」，那種社會、生活性的語言，而是必須進入文學性的中文，在文字、辭藻上提昇。

但文字上的供應靠什麼？靠閱讀與自己琢磨，《世界日報副刊》可以說是我們大部分海外作者的中文範本，副刊上的作者，則是我們紙上的中文老師。當然還得買書，但海外中文書局實在有限，賣的書也以暢銷、排行榜為主。能搜刮的書實在有限，還好近來網路書店方便，總算補足一些，但仍是逆流行舟。我們基本上是在打一場障礙賽，是帶著枴杖上陣。

張錦忠教授提的「由較弱的文學系統向較強的文學系統流動」，北美也是如此。因北美的文學系統條件不足，我們的出版還是以國內出版社為主，靠國內較強的文學系統來提供散布管道。但由海外冒出來的作者，國內不管是出版社或讀者都從未聽過，所以我們得爭取在國內平面媒體的發表機會，或參加文學獎比賽，所謂的打入國內，以弱勢打入強勢，是迫不得已的流動走向，也異常辛苦。

我們出版在台灣或大陸，讀者在北美，海外作家普遍又在中年以上，國內讀者則以年輕學子居多，中年的世界無法迎合青年的訴求，海外的題材也難在國內引起共鳴，如此種種，當然會造成出版社對海外作家的作品，比較卻步不前。

不只如此，發表、出版過的作品，也缺乏讀者回應，缺乏詮釋的社群。我們完全是在一個孤立的狀況下寫作，孤軍奮戰。都說寫作是一條孤獨的路，海外寫作更是一條孤獨裡面的孤獨路。

邊緣性生創意：海外寫作利境。

但這常是一體的兩面，邊緣性生斷裂也生創意動力。與文化遙遙相對某些方面來說，也對文學的本質有利。

在海外閉門造車老實說也有其益處，比較不會受國內主潮流影響，台灣迷村上春樹、流行討論高行健時，我們可以不受干擾地用我們自己的聲音來創作。我們也沒有任何主義限制，無須活在黨派、國家框框，因此更有思想的空間。就因為聽不到眾聲喧譁，便比較能聽到自己的聲音，可以從中建立起自己的風格。因此，邊緣性書寫對塑立獨特風格有利。

因地理距離，海外作者與讀者、出版社老隔一層，無法討好讀者，自然也不會媚俗。出了書也上不了媒體促銷；得了獎，如果有掌聲傳到這也稀落了。基本上所有由寫作衍生出來的活動，都因隔一片大海而沉寂了。整個文學世界似乎減縮了，書寫中比較榮耀和讚揚的部分似被否定了，但也因而回歸寫作的本質和內容，我們完全回歸到為寫作而寫，更靠近真正的文人本質。

前面提到海外題材難在國內引起共鳴，會造成出版社對海外作家的書卻步不前。但也看到海外作家仍有在國內出版的，且風評不錯，我想不只在文字上真正拔尖，也和寫作的題材，能為國內帶來開闊的視野有關。

這是海外寫作獨特之處，因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元化的土地上，關懷面不侷限於一小島，或單一的大陸文化。我們可涉獵的面較廣，面對世界的衝擊也首當其衝。而且相較於那些完全生活在自己文化裡的人，他們會因地域限制了眼光，看事傾向只有一個視野、一個角度。我們身在海外的不同，正如我那篇文章〈文生與文漢〉所寫，來到此地久的人，只要你對異文化夠開放，你裡面便會存在兩個人：一個美國人，一個中國人；有兩個名字：英文名字與中文名字。我們也有了兩個視野和兩個角度。

當我們用兩個視野看這大世界，讀其中的小人物，自然下筆會有一番不同的氣象。這就是邊緣性生創意，海外寫作的利境。

雖然我們有思想空間，純為寫而寫，以及有開闊視野，但並不代表我們就已開拓出屬於美國本土的華文文學論述了。因一提到「邊緣性」，就意謂著有一個「中心」，那個「中心」或是台灣、或是大陸。當我們遙遙寄生在國內文壇時，文學是否多少會受限呢？ 

1998年在新加坡一文學會議中，周策縱教授提出兩個觀念「雙重傳統」與「多元文學中心」，引起了我深度的思考。

所謂的「雙重傳統」是指海外華文文學，雖然扎根在先秦發展下的中國文學傳統上，但還不夠滋養當地華文文學的成長與結果。因為我們所居地，有完全獨立的土地、民俗與文化所組合的在地經驗。我們的文字，由華文走向中文後，仍因所在地的特色，會被琢磨成獨屬於在地化的語言。所以，本土寫作應以中國文學傳統為根，再結合生活所在地的生活經驗與文學傳統，來形成當地的本土文學傳統，便是為「雙重傳統」。

而本土的文學傳統建立之後，便不再是中國文學。因中國文學是以「中國」為中心，我們生活在海外，若能建立自己的文化與文學，自然可以形成另一個華文文學中心。這是十分地「後現代」，顛覆原有的邊緣與中心。所以馬來西亞可以是一個華文文學中心，新加坡也是華文文學中心，如今北美也可作如此努力，在文學上另創格局。

像馬來西亞的黎紫書，北美的張讓等，都是走上這樣的路。這也是我正在思考努力的方向。因我們不能永遠停留在鄉愁吧！我們也無法複製台灣、大陸兩岸的生活經驗，因而無法複製台灣或大陸文學，我們需要寫出屬於美國本土的華文文學。就像台灣無法複製大陸經驗，而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也成為一個獨立的文學中心。我們是否能從台灣的附屬性脫離，走出一條屬於美國的新題材與新形式的華文文學呢？這對我們寫作的路絕對是一個挑戰。也因此，寫作生命可以生生不息，更行更遠，還生。（November 22,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