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講「大學文化與大學傳統」，是很大的題目，不妨大題小做，比較一下清華、北大和人大三個學校的不同校風。三個大學都在海澱區中關村一帶，幾乎毗鄰而居，北大清華更是一牆之隔，可是彼此「性格」明顯差異。
可以從校訓說起。校訓往往凝結了一個學校的歷史，反映一個學校的文化背景和創建歷程，體現一個學校的辦學宗旨和精神追求。人大的校訓是「實事求是」。這句話出自《漢書‧河間獻王德傳》，其中提到了「修學好古，實事求是」。這句話因為毛澤東的引申，變為現代非常流行的成語。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說到「實事求是的態度」。他解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在聯繫；「求」就是研究。不憑主觀想像，或一時熱情，不憑書本，而是憑借客觀存在的事實和詳細的真實的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從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實事求是」已經成為我們黨和國家一個非常重要的指導精神。黨中央的機關刊物就是《求是》嘛。人大把「實事求是」作為校訓，體現了一種辦學的理想。人民大學的傳統大致也可以說是追求「實事求是」的。
人民大學是中國共產黨一手創辦起來的學校，從延安大學、陝北公學、華北聯合大學，到五十年代建立的人大，一直是黨的「嫡系」學府，一個致力於培養幹部的機構。現在的人大附中很有名，大家不一定知道，其前身是「工農幹部補習學校」，高玉寶、郝建秀和當時很多有名的幹部，都曾在這個學校學習過。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大學，有點類似黨校，主要就是培訓幹部。我考大學的時候是1964年，報考的時候，招生簡章中人大是放在北大前面的，位置很高。人大是60年代初才開始招收應屆畢業生的。人大辦學，與社會、政治、黨的需要緊密聯繫。在我上學時，人大最好的系就是黨史系、馬列哲學系、政治經濟系、計統系、工業經濟系、農業經濟系等。人大的政治風氣濃，當時每個星期都有政治報告，由一些部長和政要來講，校園裡時時刻刻都能夠感受到時代的脈動，學生總是被被告誡不要脫離實際，不要忘記社會的責任，要關注現實、有責任感和務實精神。老實說，我的大學時期是很壓抑的，動不動就要被批評個人主義，或者白專道路。後來文革爆發，全校分裂為「人大三紅」和「新人大」兩派，打得不亦樂乎。「派性」矛盾延續很長時間，直至人大復校之後。
說人大比較務實，是從好的方面講，這確實也是人大的一個傳統。現在對人大的辦學傳統好像很多微詞，連畢業生也每每抱怨母校。大家不滿，是這個學校過於「政治化」。現在處在「去政治化」的時代，對人大的傳統就更加反感。大學辦得很「政治化」固然不好，但政治是「去」不掉的，所謂「去」也只是一個相對的說法，是要矯正以前過於政治化，以伸張個人空間。人大的確是政治性很強的學校，對它這個傳統要分析地看。五六十年代，新中國剛剛建立，處於冷戰時代，那時候不僅中國非常政治化，美國也十分政治化，蘇聯也是非常政治化，整個世界政治上都很敏感。當時毛澤東、共產黨雖然有「左」的錯誤，但也不能因此全盤顛覆歷史。看人大的傳統，也要用這樣一種歷史的觀點客觀地評價。我看到一些從人大畢業的學生，把人大的傳統說得一錢不值，心裡不是滋味。
人大有人大的特點，不要拿清華、北大做標準來衡量人大，每個大學各有千秋。幸虧三個大學都還有點個性，各自有所不同，如果都變成了北大或者清華，那會很糟糕；都變成人大，更是不可想像的。現在各個大學趨同的「平面化」現象似乎越來越嚴重，也令人憂慮。人大的校風傾向於務實。這所大學歷來重視社會科學，重頭戲是社會科學，它強調服務於政治鬥爭與經濟建設。務實，是它的優勢，當然，有時又可能趨向庸俗化。不僅是人大如此，當年整個社會都是這樣，就是趨時，緊跟，要求步調一致，容不得獨立思考。北大、清華在文革時期不也是緊跟？不也是出過「梁效」這樣的政治打手？部分原因是時代使然，也有部分原因在於學校的風尚。一個大學跟時代跟得太緊，缺少必要的距離，也就缺少必要的培養自由思想的土壤，缺少獨立性。這也是人大的遺憾吧。
另外，作為文科大學，人大歷來對社會科學特別是應用性的學科很重視，對人文學科就比較輕視，不太願意在這些方面投入。以前語文系在人大是無足輕重的，歷史系因為有黨史，稍微受到重視，哲學系則幾乎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天下。這都顯得比較偏狹。沒有厚重的人文學科，整個文科包括社會科學也就難於支撐起來。好在這些年在紀寶成校長支持下，人文學科特別是傳統學科得到發展。不可否認，關注社會，緊密聯繫社會，服務於時代，這是人大的一個特點，現在還是。「研究無禁區，發表有紀律」這話有矛盾，不讓發表就等於禁止研究嘛。能不能開放一點，讓人大這樣的學校多做現實問題研究，也包括某些禁區研究，實事求是發現問題（包括有爭議的敏感的問題），從內部提供相關決策部門參考。應當容許不同的聲音，而不是輿論一律。人大有它的優勢，有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及其他大學所沒有的優勢，但也有它某些方面的缺陷。它過於趨時、過於緊跟，這對於一個大學人才的培養、科學研究，是有不良影響的。
再說說清華。清華的校訓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句話來自《周易》的乾坤兩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乾坤代表天地，用這兩句話來闡釋符合天地的德行，用這句話來激勵師生不斷努力，奮發向上。用現在的話說，是既符合規律，又有良好的內涵修養。我覺得清華的校訓非常好，內涵豐富，本身給人一種很闊大的感覺。據說這是梁啟超給清華定下的。
說到清華傳統，人們馬上會想起二十年代的清華國學院，還有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四大國學導師。老清華是綜合性大學，文、理、工科並重，文科的影響更大一些，和當時的北大不相上下。老清華的傳統是中西合璧，放達而自由。清華本來就是用庚子賠款建立起的留美預備學校，很開放的，所以如果講傳統，這就是清華的傳統。但後來就有問題了，老清華的傳統斷了。其實有兩個傳統。二三十年代老清華是一個傳統，1952院校調整後，這個傳統斷了。它的文科和部分理科都移到北大等校，清華沒有文科，完全成了一個工科的學校了。現在講得很多的清華傳統，是老清華的傳統，五十年代完全斷了。
不過五六十年代清華又形成了另外一個新的傳統，那是在蔣南翔校長的領導下形成的。這個傳統可以概括為四個字：「務實、紀律」。清華流傳甚廣的一句話是培養「聽話出活」的人才，所謂紀律也就是「聽話」，懂規矩。清華強調的是「行勝於言」，你們看校園裡現在還是到處插有這句口號的標語。記得1981年中日女排比賽，中國隊大勝，全民歡騰。北大學生當晚點起掃帚當火把遊行，喊出的口號是「振興中華」；而清華學生的口號則是「從我做起」。也可見兩校之不同。
院系調整以後，清華以工科為主，清華的「務實」主要是和工程建設有關的。五六十年代，每年在新生入學時，清華校園裡掛起來的標語就是「清華——工程師的搖籃」。清華的培養目標是很明確的，就是工程建設人才。清華的學生很苦，做實驗，做工程，參與老師的項目，扎扎實實干，動手能力比較強。老師就是「領導」和「老闆」，令行禁止，團隊精神格外看重。清華也看重素質培養，比如重視體育，但目的還是很明確：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清華的學生比較受社會用人單位喜好，跟他們比較務實，聽招呼，是有關係的。
除了務實，清華也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學校，是一個很有章法、很講效率、講紀律的學校。上面有什麼動靜，清華總是立馬跟進，往往出經驗，出典型。清華的工會、黨組織都是很強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條，在全國都有名。清華不僅培養工程實業人才，搞汽車、搞水利、搞建築，還很注重培養幹部。清華果然也培養了很多幹部，很多高層官員。省部級以上的大官，清華出身的佔了相當大比例。難怪有一句話說：「大清天下」。有些人否認從政的必要，但從國際上看，名校畢業生從政並不稀罕。這當然也是一種貢獻。
清華有它的優勢，它的校風是務實的，紀律的，是強勢的，甚至有點傲氣和霸氣的，但對比一下老清華，會發現現今的清華缺少某種東西，那是一流大學必須的自由的空氣和獨立的精神。清華的工科很強，但文科比較弱，這些年憑著清華這招牌，不愁羅致人才，包括許多文科的拔尖人才。我認識的不少北大的著名學者，為清華的條件吸引，都奔向清華去了。清華正在恢復完全的綜合性大學。但轉去清華的一些學者又都抱怨，說清華受拘謹的工科思維統治，很難伸展個性，如果要發展文科，恢復老清華那種氣度，恐怕還得費相當大大功夫的。
現在就要講講北大。北大很奇怪，它沒有校訓。以前大飯廳（現在是大講堂）東側寫著「勤奮嚴謹，求實創新」八個大字，一般人以為這就是北大校訓，其實不是；有時學校開會打出大標語「愛國進步，民主科學」，也不是校訓。倒是有一個大家都知道，卻場面上又不被承認的說法，那就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為什麼這不能堂堂正正當做北大的校訓呢？可能有人擔心「兼容並包」把什麼都包進來了，立場不是很鮮明，政治性不夠明確。其得這個不必擔心，因為這是北大的歷史嘛。歷史上的北大的確就是兼容並包的。如果當初沒有兼容並包，社會主義思想能夠進入北大麼？共產黨的組織能夠在北大最先發難麼？不可能。所以這個「兼容並包」也未必是件壞事。
北大這個學校的確是比較自由，對於各種思潮學派都很兼容。如果沒有這種校風傳統，就沒有北大了；沒有這個就沒有新文化運動了；沒有它，馬克思主義也無法立足。這樣來看，就不要一提到「兼容並包」就覺得很可怕。北大是個多故事的地方，所以它的傳統相對比較深厚。校風傳統就積澱下來，形成了一種力量。在這種環境下，人們就比較寬容，它盡可能地給老師學生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間。不要以為北大沒有矛盾，北大矛盾多著呢，來自社會、來自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矛盾，也有很多外界的壓力。但是比較多的人還是一心問學，還有比較多的人容易給他人空間。縫隙比較多，一般不會把人逼到牆角。就是說，化解壓力的可能性比較大，使人們能夠專注於學問，能夠抵禦很多物質的誘惑。
我覺得北大自由也有另一面，就是管理薄弱，甚至有些混亂。這跟清華、人大一比就更突出了。清華、人大都很注重管理有序，弄出許多規矩，不惜犧牲自由。清華、人大的管理層比較官僚，但令行禁止，能管得住。北大人不屑於當官，管理層的地位比不上教授，有的教授有意見拿校長是問，校長也無奈。自由的北大管理薄弱，也沒有什麼規矩。我講一個例子，大家看北大「亂」到什麼程度。幾年前，北大有一個很有名的學院，大二的一個班級來了個新的班主任。一年以後，才發現這個班主任居然是假的，是個流浪漢，做北大學生的班主任過過癮。可見北大有多麼的亂。但北大相對又是比較自由的，禁區較少，把人逼到牆角的情況也比較少。加上北大比較國際化，中外各種學派名家樂意在北大亮相，學生在這種環境中開闊眼界，活躍思維，比較能激發創新。
北大的學生往往心氣很高，張揚個性，樂於批判性思維，容易被看做不合群，不「聽話」。北大的畢業生在社會上往往被另眼看待。北大是個奇妙的地方，這裡的學術空氣適合天才的發展，因為提供了較多自由的空間。但是對於一般實用人才的培養就不見是很適合，如果學生沒有足夠的自制力，在北大就學不到什麼東西。北大如魯迅所說，是「常為新的」。這是優點。北大人的主意很多，實行起來就比較難。北大人往往起得早，趕上的可能是「晚集」。
關於北大，人們已經說得太多，我在另外幾篇博客文中也有專門評說，這裡就不再饒舌了。
對北大，沒有必要吹到天上，也不應該貶到地上。對清華、人大亦如此。
北大有優良傳統，是有個性有品位的大學，可是這些年也感染上商業化、官場化、項目化、平面化和多動症等疾患，越來越丟失傳統，辦學質量每況愈下。其實清華、人大也彼此彼此，都多病纏身，你我互相競爭，又互相剋隆，越來越失去個性，也就越來越失去價值。這才是令人憂慮的。(溫儒敏 山東大學文科一級教授，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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