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財富-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作家莫言自述》
在我的童年時期，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還有照相這碼事，知道了也照不起。所以我只能根據後來看到過的一些歷史照片，再加上自己的回憶，來想像出自己的童年形象。我敢擔保我想像出來的形象是真實的。那時，我們這些五六歲的孩子，在春、夏、秋三個季節裡，基本上是赤身裸體的，只是到了嚴寒的冬季，才胡亂地穿上一件衣服。那些衣服的破爛程度是今天的中國孩子想像不到的。 我相信我奶奶經常教導我的一句話，她說人只有享不了的福，但是沒有受不了的罪。 我也相信達爾文的適者生存學說，人在險惡的環境裡，也許會煥發出驚人的生命力。不能適應的都死掉了﹐能夠活 過來的，就是優良的品種。所以，我大概也是一個優良的品種。 那時候我們都有驚人的抗寒能力，連渾身羽毛的小鳥都凍得唧唧亂叫時，我們光著屁股，也沒有感到冷得受不了。我對當時的我充滿了敬佩之情，那時我真的不簡單，比現在的我優秀許多倍。
那時候我們這些孩子的思想非常單純，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我們就像一群饑餓的小狗，在村子中的大街小巷裡嗅來嗅去，尋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許多在今天看來根本不能入口的東西，在當時卻成了我們的美味。 我們吃樹上的葉子，樹上的葉子吃光後，我們就吃樹的皮，樹皮吃光後，我們就啃樹幹。 那時候我們村的樹是地球上最倒楣的樹，它們被
我們啃得遍體鱗傷。那時候我們都練出了一口鋒利的牙齒，世界上大概沒有我們咬不動的東西。我的一個小夥伴後來當了電工﹐他的工具袋裡既沒有鉗子也沒有刀子，像鉛筆那樣粗的鋼絲他毫不費力地就可以咬斷，別的電工用刀子和鉗子才能完成的工作，他用牙齒就可以完成了。那時我的牙齒也很好，但不如我那個當了電工的朋友的牙齒好，否則我很可能是一個優秀的電工而不是一個作家。
1961年的春天，我們村子裡的小學校裡拉來了一車亮晶晶的煤塊，我們孤陋寡聞，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一個聰明的孩子拿起一塊煤，咯嘣咯嘣地吃起來，看他吃得香甜的樣子，味道肯定很好，於是我們一擁而上，每人搶了一塊煤，咯嘣咯嘣吃起來。 我感到那煤塊愈嚼愈香，味道的確是好極了。看到我們吃得香甜，村子裡的大人們也撲上來吃，學校裡的校長出來阻止，於是人們就開始哄搶。至於煤塊吃到肚子裡的感覺，我已經忘記了，但吃煤時口腔裡的感覺和煤的味道，至今還牢記在心。 不要以為那時候我們就沒有歡樂，其實那時候我們仍有許多歡樂，我們為發現了一種可以食用的物品而歡欣鼓舞。
這樣的饑餓歲月大概延續了兩年多，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我們的生活好了起來，雖然還是吃不飽，但每人每年可以分到兩百斤糧食，再加上到田野裡去挖一點野菜，基本上可以維持人的生命，餓死人的事愈來愈少了。當然，僅僅有饑餓的體驗，並不一定就能成為作家，但饑餓使我成為一個對生命的體驗特別深刻的作家。長期的饑餓使我知道，食物對於人是多麼的重要。 什麼光榮、事業、理想、愛情，都是 吃飽肚子之後才有的事情。因為吃我曾經喪失過自尊，因為吃我曾經被人像狗一樣地淩辱，因為吃我才發奮走上了創作之路。
當我成為作家之後，我開始回憶我童年時的孤獨，就像面對著滿桌子美食回憶饑餓一樣。我的家鄉高密東北鄉是三個縣交界的地區，交通閉塞，地廣人稀。村子外邊是一望無際的窪地，野草繁茂，野花很多，我每天都要到窪地裡放牛，因為我很小的時候已經輟學，所以當別人家的孩子在學校裡讀書時，我就在田野裡與牛為伴。我對牛的瞭解甚至勝過了我對人的瞭解。我知道牛的喜怒哀樂，懂得牛的表情﹐知道它們心裡想什麼。在那樣一片在一個孩子眼裡幾乎是無邊無際的原野裡，只有我和幾頭牛在一起。牛安詳地吃草，眼睛藍得好像大海裡的海水。我想跟牛談談，但是牛只顧吃草，根本不理我。我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看著天上的白雲緩慢地移動，好像它們是一些懶洋洋的大漢。我想跟白雲說話，白雲也不理我。天 上有許多鳥兒，有雲雀，有百靈，還有一些我認識它們但叫不出它們的名字。它們叫得實在是太動人了。 我經常被鳥兒的叫聲感動得熱淚盈眶。我想與鳥兒們交流，但是它們也很忙，它們也不理睬我。 我躺在草地上，心中充滿了悲傷的感情。在這樣的環境裡，我首先學會了想入非非。 這是一種半夢半醒的狀態。許多美妙的念頭紛至遝來。我躺在草地上理解了什麼叫愛情，也理解什麼叫善良。
然後我學會了自言自語。那時候我真是才華橫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絕，而且合轍押韻。有一次我對著一棵樹自言自語，我的母親聽到後大吃一驚，她對我的父親說：“他爹，咱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了?”後來我長大了一些，參加了生產隊的集體勞動，進入了成人社會，我在放牛時養成的喜歡說話的毛病給家人帶來了許多麻煩。我母親痛苦地勸告我：“孩子，你能不能不說話?” 當時被母親的表情感動得鼻酸眼熱，發誓再也不說話，但一到了人前，肚子裡的話就像一窩老鼠似的奔突而出。 話說過之後又後悔無比，感到自己辜負了母親的教導。所以當我開始我的作家生涯時，我為自己起了一個筆名：莫言。但就像我的母親經常罵我的那樣，“狗改不了吃屎， 狼改不了吃肉”，我改不了喜歡說話的毛病。為此我把文壇上的許多人都得罪了，因為我最喜歡說的是真話。 現在，隨著年齡增長，我的話說得愈來愈少，我母親的在天之靈一定可以感到一些欣慰了吧?
我的作家夢想是很早就發生了的，那時候，我的鄰居是一個大學中文系的被打成右派、開除學籍、下放回家的學生。我與他在一起勞動，起初他還忘不了自己曾經是一個大學生，說起話來文縐縐的。 但是嚴酷的農村生活和艱苦的勞動很快就把他那點知識份子的酸氣改造得乾乾淨淨，他變成了一個與我一樣的農民。 在勞動的間隙裡，我們饑腸轆轆，胃裡泛著酸水。我們最大的樂趣就是聚集在一起談論食物。 大家把自己曾經吃過的或者是聽說過的美食講出來讓大家享受，這是真正的精神會餐。說者津津有味﹐聽者直咽口水。大學生說他認識一個作家，寫了一本書，得了成千上萬的稿費。他每天吃三頓餃子，而且還是肥肉餡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 我們不相信竟然有富貴到每天都可以吃三次 餃子的人，但大學生用蔑視的口吻對我們說，人家是作家!
懂不懂?
作家!從此我就知道了，只要當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次餃子，而且是肥肉餡的。每天吃三次肥肉餡餃子，那是多麼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過如此了。從那時起，我就下定了決心，長大後一定要當一個作家。
我開始創作時，的確沒有那麼崇高的理想，動機也很低俗。 我可不敢像許多中國作家那樣把自己想像成“人類靈魂工程師”，更沒有想到要用小說來改造社會。前邊我已經說過，我創作的最原始的動力就是對於美食的渴望。 當然在我成了名之後，我也學著說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話，但那些話連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是一個出身底層的人，所以我的作品中充滿了世俗的觀點，誰如果想從我的作品中讀出高雅和優美，他多半會失望。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什麼人說什麼話，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鳥叫什麼調，什麼作家寫什麼作品。我是一個在饑餓和孤獨中成長的人，我見多了人間的苦難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滿了對人類的同情和對不平等社會的憤怒，所以我只能寫出這樣的小說。當然，隨著我的肚子漸漸吃飽，我的文學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我漸漸地知道， 人即便每天吃三次餃子，也還是有痛苦的，而這種精神上的痛苦其程度並不亞於饑餓。 表現這種精神上的痛苦同樣是一個作家的神聖職責。但我在描寫人的精神痛苦時，也總忘不了饑餓帶給人的肉體痛苦。我不知道這是我的優點還是缺點，但我知道這是我的宿命。
我最早的創作是不值一提的，但也是不能不提的，因為那是屬於我的歷史，也是屬於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我記得我最早的作品是寫一篇挖河的小說，寫一個民兵連長早晨起來，站在我們的毛主席像前，向他祈禱，祝願他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然後那人就起身去村裡開會，決定要他帶隊到外邊去挖一條很大的河流。 他的女朋友為了支持他去挖河，決定將婚期往後推遲三年。而一個老地主聽說了這個消息，深夜裡潛進生產隊的飼養室，用鐵鍬把一匹即將到挖河的工地上拉車的黑騾子的腿給鏟斷了。 這就是階級鬥爭，而且非常激烈。大家都如臨大敵，紛紛動員起來， 與階級敵人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最後河挖好了，老地主也被抓起來了。 這樣的故事今天是沒人要的，但當時中國的文壇上全是這樣的東西。如果你不這樣寫，就不可能發表。 儘管我這樣寫了，也還是沒有發表。因為我寫得還不夠革命。
到了七十年代末，我們的毛主席死了，中國的局面發生了變化，中國的文學也開始發生變化。但變化是微弱而緩慢的，當時還有許多禁區，譬如不許寫愛情，不許寫共產黨的錯誤，但文學渴望自由的激情是壓抑不住的﹐作家們挖空心思，轉彎抹角地想突破禁區。這個時期就是中國的傷痕文學。我是八十年代初期開始寫作的，那時中國的文學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所有的禁區幾乎都突破了，西方的許多作家都介紹了過來，大家都在近乎發瘋地模仿他們。我是一個躺在草地上長大的孩子，沒上幾天學，文學的理論幾乎是一竅不通，但我憑著直感認識到，我不能學那些正在文壇上走紅的人的樣子，把西方作家的東西改頭換面當成自己的。我認為那是二流貨色，成不了大氣候。我想我必須寫出屬於我自己的、跟別人不一樣的 東西，不但跟外國的作家不一樣，而且跟中國的作家也不一樣。這樣說並不是要否定外國文學對我的影響，恰恰相反，我是一個深受外國作家影響並且敢於坦率地承認自己受了外國作家影響的中國作家，這個問題我想應該作為一個專門的題目來講。但我比很多中國作家高明的是，我並不刻意地去模仿外國作家的敘事方式和他們講述的故事，而是深入地去研究他們作品的內涵，去理解他們觀察生活的方式，以及他們對人生、對世界的看法。 我想一個作家讀另一個作家的書，實際上是一次對話，甚至是一次戀愛，如果談得投機，有可能成為終生伴侶，如果話不投機，然後就各奔前程。
截止到目前，在美國已經出版了我三本書，一本是《紅高粱家族》， 一本是《天堂蒜薹之歌》，還 有一本就是剛剛面世的《酒國》。《紅高粱家族》 表現了我對歷史和愛情的看法，《天堂蒜薹之歌》表現了我對政治的批判和對農民的同情，《 酒國》表現了我對人類墮落的惋惜和我對腐敗官僚的痛恨。這三本書看起來迥然有別，但最深層裡的東西還是一樣的，那就是一個被餓怕了的孩子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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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的多算了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了學校。當我放學回家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並沒有罵我，只是輕輕的說：“兒子，你讓娘丟了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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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作品集: http://book.kanunu.org/files/writer/8236.html====
莫言諾貝爾文學獎演講全文：講故事的人
北京時間12月8日淩晨，中國作家莫言來到瑞典學院演講廳，向外界發表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演說。 莫言：
我說兩句演講稿之外的話，兩個小時以前，我們瑞典學院的常務秘書，他的夫人生了一個小女孩，這是一個美麗的故事的開端，我相信在座的懂中文也懂外文的人，會把我剛才的話轉譯給大家，我向他表示熱烈的祝賀。
我的演講題目是《講故事的人》。
尊敬的瑞典學院各位院士，女士們、先生們：通過電視或網路，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瞭解。你們也許看到了我的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兒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子，但是有一個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後，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
我母親生於1922年，卒於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裏。去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掘開墳墓後，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只好象徵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裏。也就是從那一時刻起，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我是我母親最小的孩子。
我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著家裏唯一的一把熱水壺去公共食堂打開水。因為饑餓無力，失手將熱水瓶打碎，我嚇得要命，鑽進草垛，一天沒敢出來。傍晚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呼喚我的乳名，我從草垛裏鑽出來，以為會受到打罵，但母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撫摸著我的頭，口中發出長長的歎息。
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集體的地理揀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揀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揀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深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後，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沖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了我，平靜的對我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並不是一個人。”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個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的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乾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乾。你們的心是怎麼長的？”我氣急敗壞的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乾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後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了老人碗裏。
我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的多算了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了學校。當我放學回家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並沒有罵我，只是輕輕的說：“兒子，你讓娘丟了臉。”
我十幾歲時，母親患了嚴重的肺病，饑餓，病痛，勞累，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祥之兆，以為母親隨時都會自己尋短見。每當我勞動歸來，一進大門就高喊母親，聽到她的回應，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果一時聽不到她的回應，我就心驚膽戰，跑到廚房和磨坊裏尋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間也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裏大哭。這時母親背著一捆柴草從外面走進來。她對我的哭很不滿，但我又不能對她說出我的擔憂。母親看到我的心思，她說：“孩子你放心，儘管我活著沒有一點樂趣，但只要閻王爺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
我生來相貌醜陋，村子裏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裏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醜，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醜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醜也能變美。”後來我進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後甚至當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親的話，便心平氣和地向他們道歉。
我母親不識字，但對識字的人十分敬重。我們家生活困難，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只要我對她提出買書買文具的要求，她總是會滿足我。她是個勤勞的人，討厭懶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為看書耽誤了幹活，她從來沒批評過我。
有一段時間，集市上來了一個說書人。我偷偷地跑去聽書，忘記了她分配給我的活兒。為此，母親批評了我，晚上當她就著一盞小油燈為家人趕制棉衣時，我忍不住把白天從說書人聽來的故事復述給她聽，起初她有些不耐煩，因為在她心目中說書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務正業的人，從他們嘴裏冒不出好話來。但我復述的故事漸漸的吸引了她，以後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給我排活，默許我去集上聽書。為了報答母親的恩情，也為了向她炫耀我的記憶力，我會把白天聽到的故事，繪聲繪色地講給她聽。
很快的，我就不滿足復述說書人講的故事了，我在復述的過程中不斷的添油加醋，我會投我母親所好，編造一些情節，有時候甚至改變故事的結局。我的聽眾也不僅僅是我的母親，連我的姐姐，我的嬸嬸，我的奶奶都成為我的聽眾。我母親在聽完我的故事後，有時會憂心忡忡地，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兒啊，你長大後會成為一個什麼人呢？難道要靠耍貧嘴吃飯嗎？”
我理解母親的擔憂，因為在村子裏，一個貧嘴的孩子，是招人厭煩的，有時候還會給自己和家庭帶來麻煩。我在小說《牛》裏所寫的那個因為話多被村子裏厭惡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時的影子。我母親經常提醒我少說話，她希望我能做一個沉默寡言、安穩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卻顯露出極強的說話能力和極大的說話欲望，這無疑是極大的危險，但我說的故事的能力，又帶給了她愉悅，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儘管我有父母親的諄諄教導，但我並沒有改掉我喜歡說話的天性，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對自己的諷刺。
我小學未畢業即輟學，因為年幼體弱，幹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灘上去放牧牛羊。當我牽著牛羊從學校門前路過，看到昔日的同學在校園裏打打鬧鬧，我心中充滿悲涼，深深地體會到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孩子，離開群體後的痛苦。
到了荒灘上，我把牛羊放開，讓它們自己吃草。藍天如海，草地一望無際，周圍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人的聲音，只有鳥兒在天上鳴叫。我感到很孤獨，很寂寞，心裏空空蕩蕩。有時候，我躺在草地上，望著天上懶洋洋地飄動著的白雲，腦海裏便浮現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們那地方流傳著許多狐狸變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著能有一個狐狸變成美女與我來作伴放牛，但她始終沒有出現。但有一次，一隻火紅色的狐狸從我面前的草叢中跳出來時，我被嚇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沒了蹤影，我還在那裏顫抖。有時候我會蹲在牛的身旁，看著湛藍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時候我會模仿著鳥兒的叫聲試圖與天上的鳥兒對話，有時候我會對一棵樹訴說心聲。但鳥兒不理我，樹也不理
我。許多年後，當我成為一個小說家，當年的許多幻想，都被我寫進了小說。很多人誇我想像力豐富，有一些文學愛好者，希望我能告訴他們培養想像力的秘訣，對此，我只能報以苦笑。
就像中國的先賢老子所說的那樣：“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我童年輟學，飽受饑餓、孤獨、無書可讀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們的前輩作家沈從文那樣，及早地開始閱讀社會人生這本大書。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聽說書人說書，僅僅是這本大書中的一頁。
輟學之後，我混跡于成人之中，開始了“用耳朵閱讀”的漫長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鄉曾出了一個講故事的偉大天才——蒲松齡，我們村裏的許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傳人。我在集體勞動的田間地頭，在生產隊的牛棚馬廄，在我爺爺奶奶的熱炕頭上，甚至在搖搖晃晃地進行著的牛車社，聆聽了許許多多神鬼故事，歷史傳奇，逸聞趣事，這些故事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家庭歷史緊密聯繫在一起，使我產生了強烈的現實感。
我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這些東西會成為我的寫作素材，我當時只是一個迷戀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聽著人們的講述。那時我是一個絕對的有神論者，我相信萬物都有靈性，我見到一棵大樹會肅然起敬。我看到一隻鳥會感到它隨時會變化成人，我遇到一個陌生人，也會懷疑他是一個動物變化而成。每當夜晚我從生產隊的記工房回家時，無邊的恐懼便包圍了我，為了壯膽，我一邊奔跑一邊大聲歌唱。那時我正處在變聲期，嗓音嘶啞，聲調難聽，我的歌唱，是對我的鄉親們的一種折磨。
我在故鄉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間離家最遠的是乘火車去了一次青島，還差點迷失在木材廠的巨大木材之間，以至於我母親問我去青島看到了什麼風景時，我沮喪地告訴她：什麼都沒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頭。但也就是這次青島之行，使我產生了想離開故鄉到外邊去看世界的強烈願望。
1976 年2
月，我應徵入伍，背著我母親賣掉結婚時的首飾幫我購買的四本《中國通史簡編》，走出了高密東北鄉這個既讓我愛又讓我恨的地方，開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時期。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30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
在軍營的枯燥生活中，我迎來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熱潮，我從一個用耳朵聆聽故事，用嘴巴講述故事的孩子，開始嘗試用筆來講述故事。起初的道路並不平坦，我那時並沒有意識到我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是文學的富礦，那時我以為文學就是寫好人好事，就是寫英雄模範，所以，儘管也發表了幾篇作品，但文學價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我的恩師著名作家徐懷中的啟發指導下，我寫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紅蘿蔔》、《紅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說。在《秋水》這篇小說裏，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從此，就如同一個四處遊蕩的農民有了一片土地，我這樣一個文學的流浪漢，終於有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我對他們的閱讀並不認真，但他們開天闢地的豪邁精神激勵了我，使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地方。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謙卑退讓，但在文學創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我追隨在
這兩位大師身後兩年，即意識到，必須儘快地逃離他們，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們是兩座灼熱的火爐，而我是冰塊，如果離他們太近，會被他們蒸發掉。根據我的體會，一個作家之所以會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響，其根本是因為影響者和被影響者靈魂深處的相似之處。正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所以，儘管我沒有很好地去讀他們的書，但唯讀過幾頁，我就明白了他們幹了什麼，也明白了他們是怎樣幹的，隨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該幹什麼和我該怎樣幹。
我該幹的事情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講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說書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爺爺奶奶、村裏的老人們講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說，講述的時候，我沒有想到誰會是我的聽眾，也許我的聽眾就是那些如我母親一樣的人，也許我的聽眾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親身經歷，譬如《枯河》中那個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紅蘿蔔》中那個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的孩子。我的確曾因為幹過一件錯事而受到過父親的痛打，我也的確曾在橋樑工地上為鐵匠師傅拉過風箱。當然，個人的經歷無論多麼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寫進小說，小說必須虛構，必須想像。很多朋友說《透明的紅蘿蔔》是我最好的小說，對此我不反駁，也不認同，但
我認為《透明的紅蘿蔔》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徵性、最意味深長的一部。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說的靈魂，儘管在後來的小說裏，我寫了很多的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物，比他更貼近我的靈魂。或者可以說，一個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總有一個領頭的，這個沉默的孩子就是一個領頭的，他一言不發，但卻有力地領導著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東北鄉這個舞臺上，盡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總是有限的，講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須講他人的故事。於是，我的親人們的故事，我的村人們的故事，以及我從老人們口中聽到過的祖先們的故事，就像聽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樣，從我的記憶深處湧出來。他們用期盼的目光看著我，等待著我去寫他們。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兒，都在我的作品裏出現過，還有很多的我們高密東北鄉的鄉親，也都在我的小說裏露過面。當然，我對他們，都進行了文學化的處理，使他們超越了他們自身，成為文學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說《蛙》中，就出現了我姑姑的形象。因為我獲得諾貝爾獎，許多記者到她家採訪，起初她還很耐心地回答提問，但很快便不勝其煩，跑到縣城裏她兒子家躲起來了。姑姑確實是我寫《蛙》時的模特，但小說中的姑姑，與現實生活中的姑姑有著天壤之別。小說中的姑姑專橫跋扈，有時簡直像個女匪，現實中的姑姑和善開朗，是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現實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滿，小說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卻因為心靈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個幽靈一樣在暗夜中遊蕩。我感謝姑姑的寬容，她沒有因為我在小說中把她寫成那樣而生氣；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確地理解了小說中人物與現實中人物的複雜關係。
母親去世後，我悲痛萬分，決定寫一部書獻給她。這就是那本《豐乳肥臀》。因為胸有成竹，因為情感充盈，僅用了83 天，我便寫出了這部長達50
萬字的小說的初稿。
在《豐乳肥臀》這本書裏，我肆無忌憚地使用了與我母親的親身經歷有關的素材，但書中的母親情感方面的經歷，則是虛構或取材于高密東北鄉諸多母親的經歷。在這本書的卷前語上，我寫下了“獻給母親在天之靈”的話，但這本書，實際上是獻給天下母親的，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一樣。
作家的創作過程各有特色，我每本書的構思與靈感觸發也都不盡相同。有的小說起源於夢境，譬如《透明的紅蘿蔔》，有的小說則發端于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無論是起源於夢境還是發端于現實，最後都必須和個人的經驗相結合，才有可能變成一部具有鮮明個性的，用無數生動細節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語言豐富多彩、結構匠心獨運的文學作品。有必要特別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讓一個真正的說書人登場，並在書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這個說書人真實姓名，當然，他在書中的所有行為都是虛構。在我的寫作中，出現過多次這樣的現象，寫作之初，我使用他們的真實姓名，希望能借此獲得一種親近感，但作品完成
之後，我想為他們改換姓名時卻感到已經不可能了，因此，也發生過與我小說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親發洩不滿的事情，我父親替我向他們道歉，但同時又開導他們不要當真。我父親說：“他在《紅高粱》中，第一句就說‘我父親這個土匪種’，我都不在意你們還在意什麼？”
我在寫作《天堂蒜薹之歌》這類逼近社會現實的小說時，面對著的最大問題，其實不是我敢不敢對社會上的黑暗現象進行批評，而是這燃燒的激情和憤怒會讓政治壓倒文學，使這部小說變成一個社會事件的紀實報告。小說家是社會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但小說家在寫作時，必須站在人的立場上，把所有的人都當做人來寫。只有這樣，文學才能發端事件但超越事件，關心政治但大於政治。
可能是因為我經歷過長期的艱難生活，使我對人性有較為深刻的瞭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麼，也明白真正的悲憫是什麼。我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難用是非善惡準確定性的朦朧地帶，而這片地帶，正是文學家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只要是準確地、生動地描寫了這個充滿矛盾的朦朧地帶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並具備了優秀文學的品質。
喋喋不休地講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厭煩的，但我的人生是與我的作品緊密相連的，不講作品，我感到無從下嘴，所以還得請各位原諒。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為一個現代的說書人，是隱藏在文本背後的，但從《檀香刑》這部小說開始，我終於從後臺跳到了前臺。如果說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語，目無讀者，從這本書開始，我感覺到自己是站在一個廣場上，面對著許多聽眾，繪聲繪色地講述。這是世界小說的傳統，更是中國小說的傳統。我也曾積極地向西方的現代派小說學習，也曾經玩弄過形形色色的敍事花樣，但我最終回歸了傳統。當然，這種回歸，不是一成不變的回歸，《檀香刑》和之後的小說，是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傳統又借鑒了西方小說技術的混合文本。小說領域的所謂創新，基本上都是這種混合的產物。不僅僅是本國文學傳統與外國小說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說與其他的藝術門類的混合，就像《檀香刑》
是與民間戲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說從美術、音樂、甚至雜技中汲取了營養一樣。
最後，請允許我再講一下我的《生死疲勞》。這個書名來自佛教經典，據我所知，為翻譯這個書名，各國的翻譯家都很頭痛。我對佛教經典並沒有深入研究，對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膚淺，之所以以此為題，是因為我覺得佛教的許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識，人世中許多紛爭，在佛家的眼裏，是毫無意義的。這樣一種至高眼界下的人世，顯得十分可悲。當然，我沒有把這本書寫成佈道詞，我寫的還是人的命運與人的情感，人的局限與人的寬容，以及人為追求幸福、堅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與犧牲。小說中那位以一己之身與時代潮流對抗的藍臉，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這個人物的原型，是我們鄰村的一位農民，我童年時，經常看到他推著一輛吱吱作響的木輪車，從我家
門前的道路上通過。給他拉車的，是一頭瘸腿的毛驢，為他牽驢的，是他小腳的妻子。這個奇怪的勞動組合，在當時的集體化社會裏，顯得那麼古怪和不合時宜，在我們這些孩子的眼裏，也把他們看成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小丑，以至於當他們從街上經過時，我們會充滿義憤地朝他們投擲石塊。事過多年，當我拿起筆來寫作時，這個人物，這個畫面，便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知道，我總有一天會為他寫一本書，我遲早要把他的故事講給天下人聽，但一直到了2005年，當我在一座廟宇裏看到“六道輪回”的壁畫時，才明白了講述這個故事的正確方法。
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引發了一些爭議。起初，我還以為大家爭議的物件是我，漸漸的，我感到這個被爭議的物件，是一個與我毫不相關的人。我如同一個看戲人，看著眾人的表演。我看到那個得獎人身上落滿了花朵，也被擲上了石塊、潑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著從花朵和石塊中鑽出來，擦乾淨身上的髒水，坦然地站在一邊，對著眾人說：
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好的說話方式是寫作。我該說的話都寫進了我的作品裏。用嘴說出的話隨風而散，用筆寫出的話永不磨滅。我希望你們能耐心地讀一下我的書，當然，我沒有資格強迫你們讀我的書。即便你們讀了我的書，我也不期望你們能改變對我的看法，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作家，能讓所有的讀者都喜歡他。在當今這樣的時代裏，更是如此。
儘管我什麼都不想說，但在今天這樣的場合我必須說話，那我就簡單地再說幾句。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我還是要給你們講故事。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裏組織我們去參觀一個苦難展覽，我們在老師的引領下放聲大哭。為了能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我捨不得擦去臉上的淚水。我看到有幾位同學悄悄地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我還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學之間，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淚，嘴巴裏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面。他睜著大眼看著我們，眼睛裏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後，我向老師報告了這位同學的行為。為此，學校給了這位同學一個警告處分。多年之後，當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師懺悔時，老師說，那天來找他說這件事的，有十幾個同學。這位同學十幾年前就已去世，每當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
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我再講一個故事：三十多年前，我還在部隊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辦公室看書，有一位老長官推門進來，看了一眼我對面的位置，自言自語道：“噢，沒有人？”我隨即站起來，高聲說：“難道我不是人嗎？”那位老長官被我頂得面紅耳赤，尷尬而退。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許久，以為自己是個英勇的鬥士，但事過多年後，我卻為此深感內疚。
請允許我講最後一個故事，這是許多年前我爺爺講給我聽過的：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一場暴風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心驚，面如土色。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一個人幹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幹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願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吧，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幹了壞事，那就請他出去接受懲罰。”於是大家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廟門外拋，七個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廟內，只有一個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願出
去，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
故事的結局我估計大家都猜到了——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塌。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我獲獎後發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堅信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
今後的歲月裏，我將繼續講我的故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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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的演講: 要嘛莫言, 要嘛講真話: http://www.56.com/u70/v_NzQ5NDA5ND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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