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一部過渡新舊時代衝突的女性奮鬥史；一部臺灣文學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紀；一部用生命書寫壯闊幽微的天籟詩篇！
《巨流河》的記述，從長城外的
'巨流河'開始，到臺灣南端恒春的'啞口海'結束......
作者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民國初年的留德熱血青年，九一八事變前的東北維新派，畢生憾恨圍繞著巨流河功敗垂成的一戰，渡不過的巨流像現實中的嚴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困凍于此，從此開始了東北終至波及整個中國的近代苦難。
作者的一生，正是整個二十世紀顛沛流離的縮影。作者以邃密通透、深情至性、字字珠璣的筆力，記述縱貫百年、橫跨兩岸的大時代故事。
歌聲中的故鄉
二十世紀來臨的前一年，我的父母出生在中國東北遼河流域相距二十裡的鄉村。
他們所繼承的豐饒大草原，本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豪邁牧者的原鄉，但是兩千年的中國史，幾乎全是這大草原的征戰史。 自漢唐盛世，成就了多少漢族英雄人物；而蒙古人和滿族人，也曾策馬中原，建立了前後四百多年的元、清兩朝。
齊家是自山西太原府來的漢人，定居在遼寧省的鐵嶺縣，我家莊院范家屯距清朝「龍興之地」赫圖阿拉很近，距瀋陽一小時車程。 我童年在祖母身邊曾聽長輩說，長城修到鐵嶺就停了；十七世紀，清朝進了北京以後，康熙皇帝下詔不再修長城。
自秦到漢、唐、宋、明，邊患未斷，明末，滿族大軍長驅直入，長城延袤數千里，何能阻擋？
到了清末民初，東三省一百二十三萬平方公里的大草原已確屬中國版圖，可是內憂外患，國勢日弱，引來接壤數千里的俄國邊患和日本的侵略。
她土地資源的豐饒，使她成為災難之地，但是大草原上世世代代騎射千里的倔強靈魂卻也無人能夠征服。
我出生在多難的年代，終生在漂流中度過，沒有可歸的田園，只有歌聲中的故鄉。
幼年聽母親幽怨地唱《蘇武牧羊》，二十年後，到了萬里外沒有雪地冰天的亞熱帶臺灣，在距北迴歸線只有百里的臺中，她竟然在我兒子搖籃旁唱「...... 蘇武牧羊北海邊......」我說： 「媽，你可不可以唱點別的？ 」她有時就唱《孟姜女》。
她說自從十九歲嫁到齊家，一個月後丈夫出去讀書，只曾在暑假中回家幾次，回國後參加革命，放逐流亡，不能還鄉。 她守著幼小兒女，和蘇武當年盼望小羊長大再生小羊一樣，支撐幾乎無望的等待。
直到三十歲她才出了山海關，坐了三天兩夜的火車，終得一家團聚。 從此，隨夫越走越遠離家鄉。 除了《蘇武牧羊》，她從沒有唱過一首真正的搖籃曲。
我生長到二十歲之前，曾從遼河到長江，溯岷江到大渡河，抗戰八年，我的故鄉仍在歌聲裡。
從東、西、南、北各省戰區來的人，奔往戰時首都重慶，顛沛流離在泥濘道上，炮火炸彈之下，都在唱：「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故鄉是什麼樣子呢？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唱的時候，每個人心中想的是自己家鄉的永定河、黃河、漢水、淮河、贛江、湘江、桂江、宜江，說不盡的美好江河，「江水每夜嗚咽地流過，都好像流在我的心上」。
生命之初
我生於一九二四年元宵節，在家鄉遼寧，這時經常是攝氏零下二三十甚至四十度的天氣。
我母親在懷孕期間生病，所以我是個先天不足的嬰兒。 出生後體弱多病，快滿周歲時，有一天高燒不退，氣若遊絲，馬上就要斷氣的樣子。 我母親坐在東北引用灶火余溫的炕上抱著我不肯放。
一位來家裡過節的親戚對她說：「這個丫頭已經死了，差不多沒氣了，你抱著她幹什麼？ 把她放開吧！ 」我母親就是不放，一直哭。 那時已過了午夜，我祖母說：「好，叫一個長工，騎馬到鎮上，找個能騎馬的大夫，看能不能救回這丫頭的命！
」這個長工到了大概是十華里外的鎮上，居然找到一位醫生，能騎馬，也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深夜到我們村莊裡來。 他進了莊院，我這條命就撿回來了。 母親抱著不肯鬆手的「死」孩子，變成一個活孩子，一生充滿生命力。
在那個時代，初生嬰兒的死亡率據統計是百分之四十左右，我那樣的生命很像風中的一盞小油燈，母親的呵護，還有命中這些「貴人」圍成燈罩似地為它擋風，使它不致熄滅。
不久，這位醫生又到我們村莊來醫病。
母親抱我去看他，說：「這孩子是您救回來的，她爸爸在德國念書，還沒有給她取名字，您給她取個名字，紀念這個緣分吧！ 」這位醫生為我取名「邦媛」，在我生命之初，給了我雙重的祝福。
我長大後知道此名源出《詩經
· 君子偕老》：「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前幾年有位讀者寄給我一頁影印自宋朝范成大《明湖文集》的文章，居然有一段：「齊邦媛，賢德女子......」我竟然與數百年前的賢德女子同名同姓，何等榮幸又惶恐！ 在新世界的家庭與事業間掙扎奮鬥半生的我，時常想起山村故鄉的那位醫生，真希望他知道，我曾努力，不辜負他在那個女子命如草芥的時代所給我的慷慨祝福。
鐵嶺齊家
我的幼年是個無父的世界。
兩歲時曾驚鴻一瞥看到父親，風雪夜歸，淩晨又重上逃亡之路。 隔了一天，我祖母、母親帶著哥哥和我，逃到一個比我們村莊還小的小村子裡的親戚家躲了一些時日，因為張作霖的軍隊在搜捕參加郭松齡兵變的齊世英，要把他一家都抓了殺掉。
而我在那兒卻每到天黑就哭喊：「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使得她們加倍困苦，又怕連累別人，只好回家，聽天由命。
鐵嶺齊家，在十八世紀初由山西徐溝縣（現併入太原市）到奉天（瀋陽）任職文官開始到落戶，到我父親是第八代。
莊院位於范家屯西邊的小西山，距離中東鐵路的亂石山站大約五裡，家產約有四百坰（東北話讀作「天」）田地（一坰約十畝），在當地算是中等大戶。 我祖父齊鵬大，共有四兄弟。
少年時，他不願在鄉下守著家產做「莊稼人」，跑去讀軍校，出身保定老速成學堂。 之後在張作霖的奉軍裡由營長做起，又從團長升為旅長，二十多年對張大帥忠心耿耿。 我父親是他的獨子，留學德國回家，滿腦子救國救民的新思想，竟參加郭松齡反張作霖的革命行動，從天津揮兵出山海關到兵敗，只有一個月。
那時我祖父駐防河北保定，並不知情，奉軍上下認為張大帥一定會殺我祖父，誰知他居然對部下說：「父一輩，子一輩，不要算那個賬，齊鵬大跟我這麼多年，對我沒有二心。 他兒子渾蛋，留洋念書念糊塗了，但是不要殺他爸爸。
」後來我祖父在一次小戰役中受了輕傷，染了風寒而死，去世時只有五十歲。 張作霖出身草莽，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壯與義氣，不與日本人妥協，在皇姑屯火車上被日本人埋伏炸死，結束了傳奇式的軍閥時代，留下東北那麼大的局面；其子張學良繼承名號、權勢及財富，但是沒有智慧和尊嚴，東北自主強盛的希望也永未實現。
我的祖母張從周是滿族人，十八歲由鄰村嫁來齊家，生了一子兩女，祖父從軍之初她隨夫駐防各地，後來因為家產需人照料而回鄉定居。
祖父母的莊院是祖母獨自撐持的家，由她與我母親，這兩個長年守望的寂寞女人，帶著三個幼兒、二十多個長工，春耕秋收過日子。 我跟著哥哥滿山遍野地跑，去拔小西山的棒槌草、後院的小黃瓜、黑漿果...... 冬天到結冰的小河上打滑溜，至今印象清晰。 祖母是位雍容大度、溫和仁厚的人，對我母親——她獨生子的媳婦，充滿了同情與憐惜。 但是在那個時代，她也是由媳婦熬成婆的，她知道哪些規矩不能改變，所以雖然她對媳婦好，絕不找麻煩，對媳婦說話聲音也很柔和，但規矩還是規矩，雖然家裡有許多長工與傭人，但公婆吃飯時，媳婦必須在旁垂手侍立，這是「有地位人家」的樣子。
祖母對我最為憐惜，命也是她救的，後來我到北平西山療養院，害她流了許多眼淚，至今我仍愧疚地記得。
爺爺回家是件大事，那年代官威很大，門口站著四個盒子炮（衛兵）。
衣食講究很多，稍不合他標準就發脾氣，全家都似屏息活著，直到他返駐防地才敢喘氣。 我父親說祖父也頗有新思想，但太權威，沒有人敢和他辯論。 我出生不久，爺爺由駐防地回家，看了一眼炕上棉被包著的小嬰兒，他威風凜凜地在大廳上坐下說：「把那個貓崽子丫頭給我拿來看看！
」不知是什麼原因，那個不必「抱」的不足五斤重的嬰兒竟激發了他強烈的保護天性，他下令：「誰也不許欺負我這個孫女！ 」（尤其是我哥哥，他那壯碩的長孫）那雖是個重男輕女的時代，齊家人口少，每個孩子都寶貴，這道軍令使我在家中地位大增。
祖父在軍中，四十「壽誕」的禮物是一個二十歲嬌弱清秀的侍妾。
他移防或者去打仗的時候就把她送回老家。 不久，她染肺病死了，我祖母很照顧她，把她新生的男孩（取名齊世豪）帶大，這個小叔叔和我同年，常常一起玩，經常受我哥哥和堂哥們的戲弄。
小叔在我祖母呵護中長大，華北淪入日軍手中後，他高中畢業被征參軍，有一天穿著日軍制服在一個鄉鎮巷內，被中國的反日地下工作者由背後槍殺。
祖母寂寞抑鬱一生，獨子十三歲即離家去瀋陽、天津、日本、德國讀書，只有暑假回來，留學回來又參加革命，從此亡命天涯，一生分離直到她去世。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她帶兩個姑姑和小叔到北平去住。 她中年後經常臥病在床。 我兩位姑姑出嫁後原來很好，大姑姑（大排行稱「四姑」）齊鏡寰，曾隨夫石志洪去日本留學，有智慧亦有膽識。
一九三三年後，我父親回北方組織領導地下抗日工作那幾年，一直到抗戰勝利之前，她曾多次在北平火車站等地掩護地下工作者出入山海關；每次接送人都說是她的表弟，車站的人熟了，曾問她：「你怎麼那麼多表弟？
」其實心中大約也明白，大家都恨日本人，沒有人點破，而且她常常抱著小孩子，逢年過節不露痕跡地「送禮」——傳遞情報。 在臺灣還有幾位「表弟」記得她，非常欽佩感念大姑姑。
抗日戰起，兩位姑父因曾參加抗日工作，不能留在淪陷區，都與我家一起去大後方，先後病死重慶，兩位姑姑帶著七個孩子留在北平，與我祖母同住，盡了一切孝道。 祖母因癌症逝世時，只有六十四歲。
那是抗戰的第一年，我們在南京淪陷前二十天逃到漢口，稍作喘息，又奔往湖南湘鄉，住了半年，又千辛萬苦地由湘黔公路跋涉數千里到了四川，之後在重慶才輾轉得知祖母已去世一年了。
我父親終生深感歉憾。
牧草中的哭聲
我外祖父裴信丞是漢人，外祖母是蒙古人，住在距我家二十裡外的小鎮新檯子。
外祖父是位富紳，家裡開了磨坊，田產很多。 一九○四年，他陪一位縣督學蔣先生到「范家屯小學」視察，對小西山村來的齊氏兄弟齊世長（世英的二堂哥）和齊世英印象深刻：兩人立志升學，長大了要報效國家。
那天，在修身（公民）課上，他們聽見身量瘦小的齊世英問老師，為什麼日本人和俄國人（日俄戰爭，一九 ○四～一九 ○五年）在我的家鄉打仗？ 他小時上私塾時，看到南山頭的炮戰，俄國人跑了，日本人得勝，停戰之前日軍曾在我家莊院駐留一兩個月，直到我祖父派人回來。
幾年後，裴家與蔣家托地方上體面人士來提親；蔣督學的女兒和我二伯父同歲，裴家小姐毓貞與我父親同齡，在容貌上可說都是俊男美女，家世亦門當戶對，雙方家長同意就訂了婚。
那時我父親與二伯父已去瀋陽念中學，沒有表示意見的機會。 暑假中，我父親隨家中長輩到新檯子鎮去，說想看看裴家莊院種的東北稀有的葡萄樹，就看到我十四歲的母親。 她對那見過一面的未婚夫印象不錯，覺得比嫁給鄉下丈夫好太多了，大約有一些美夢，想的只有美好的一面，從此對外面世界也有相當的憧憬。
我父親自幼年受二伯父的影響最大。
二伯父比他大四歲，充滿了新思想。 辛亥革命的消息傳到瀋陽，他就剪了辮子，九歲的弟弟很羡慕，也自己剪了辮子。 他曾跟著哥哥去總督府前參加請願開國會，跪了好幾個鐘頭。
初中的時候，因為不滿學校的課程，兩兄弟私自到天津考上英國教會辦的新學書院，之後又赴日求學。 我父親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官費，進東京一高，一年後分發到金澤第四高等學校。
就在十九歲那年暑假，家中召他回去娶媳婦——祖母生病，家中需人持家。 父親不肯回去，祖父請一位堂叔專程去日本說服他回家，或者是把他捉回家。 我父親一直到老了還跟我們講，那時若要他結婚，他有幾個條件：第一，不要跪拜、不穿紅衣、臉不蓋紅布，他要騎馬，不坐轎；第二，他要把娶了的媳婦帶到外國，跟他一起讀書。
如果答應，他就回來；如果不答應，他就不回來，家裡都答應了。 等他回家，除了讓他騎馬之外，其他全按老傳統辦。 他一個月後就又去了日本。
我母親十九歲嫁到齊家之後，十年間沒有離開過那座莊院有形和無形的門。
我父親是獨子，傳統中所有媳婦該做的事她都得做；稍有空暇就得裁制衣服、納鞋底、繡鞋面，最舒心的是繡枕頭，自己畫花樣。 她沒有朋友，沒有所謂社交，每年能回兩次二十裡路外的娘家已感天恩浩蕩了。
在我記憶中，在家鄉的母親，不是垂手站在桌邊伺候祖父母吃飯，就是在牧草中哭著。 十年間，我父親曾在暑假回去過四五次，最多住兩三個月。 有一年，我母親懷孕很想吃櫻桃，那時櫻桃只在每年七八月收成一次，在鄉下就有挑擔子的小販，從鎮上到各鄉村兜售。
有一天小販來到村子口，我那二十一歲的父親就跑到村口去買，沒袋子裝，就用長袍的大襟兜著櫻桃回來。 那一兜櫻桃，從村口走到莊院，九年中支撐她許多孤寂的歲月。
這一年，他從日本回家過暑假，說毓貞這名字俗氣，為她改名為純一。
後來，他從日本直接去了德國，平安家書和照片都是寄給祖父母的，開端寫著「父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信尾提我母親的名字，「同此問好」。
那時大約不好意思或不敢寫所謂情書私信給妻子，兩個同齡的人在成長過程走著全然不同的路。 女子留在家鄉，莊院屋子裡是忙不完的家務：灶邊烹煮三餐，過年前擦亮上供的器皿，不斷的節慶準備，洗不盡的鍋、碗，掃不完的塞外風沙...... 到了十月，看著長工將大白菜、蘿蔔放進地窖，一年又將盡。 而那十九歲男子，在廣大的世界，縱情于書籍、思想，參與青年人的社團、活動......
兩個人的路越走越遠，她已無從想像他遨遊的天空如何寬廣深遠，兩人即使要傾訴情愫，已無共同語言訴說天淵之別的人生經驗。
支援母親在孤獨等待中活下去的主要力量當然是哥哥和我的誕生。
好似留下信物或者替身，父親每年暑假回家，第二年春天我哥哥振一出生，再兩年春天生我，三年後我的弟弟振道出生。 在人丁稀少的齊家，我們的出生有太大的重要和意義。 但是在那個年代，醫藥落後，幼兒的死亡率很高，我弟弟三歲那年在室內跑跳，雙手按上了火爐，帶去瀋陽治燙傷，住在姑姑家被表妹傳染了腦膜炎，十四天后就死了。
我母親完全不能接受幼子突然死亡的事實，哭泣自責，漸漸陷入精神恍惚的狀態。
在傳統社會，一個年輕媳婦「沒事」就哭，是很不吉祥的事，她只有趁黃昏伺候了晚飯後，在夕陽余光中躲到牧草叢中哭泣。 後院空地上長滿了一人高的牧草，從春天雪融時的嫩綠到降雪時的蒼茫，庇護著她壓抑的哭聲。
雪融之後，她還帶著我去一裡路外的祖墳，僕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墳上痛哭。 我記得祖墳四周種了松樹，在初春的風中猛烈地搖撼，沿著老墳周圍則開滿了粉紅色的花，在我母親哀切幽咽的哭聲中，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帶回家，祖母說那是芍藥花。
我長大後每次見到芍藥花，總似聽到母親那哀傷壓抑的哭聲。 它那大片的、有些透明，看似脆弱的花瓣，有一種高貴的嬌美，與旁邊的各種野花都不一樣；它在我日後的一生中，代表人生許多蔓延的、永不凋謝的美與悲傷的意象，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
母親從祖墳回家後，常呆呆傻傻地坐在炕沿，雙眼茫然看著窗外，連祖母喊她有時都聽不見。
每年清明上墳之後，大地解凍，生出許多蕨草，有一種名叫「曲末菜」，苦澀鮮嫩，村中女子都去小河對岸荒地挖曲末菜，我當然高興跟著。 到了荒地，看一陣陣人字形的雁群由南方飛回，雁聲悽楚。
母親常常站起來，癡望許久，等人都走光了才回家。
辭鄉
有一天早上，我姥爺突然來拜望我祖父母。
有人到新檯子去，告訴他，女兒毓貞前兩天在給公婆煮早飯時，失神落魄，手隨著柴火伸到柴灶裡去，連疼痛都不知道...... 她已經失神落魄好久了。 而且，還聽南京來人說，我父親與一些時髦的留學生住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有。 姥爺終於得到我祖父母同意，允許他送我們母子三人去南京與我父親團聚。
如果父親不收留，他再帶我們回娘家。 我清晰地記得那年秋天，樹葉子差不多全掉了，高粱地也收割了，兩個長工套上馬車，把我們送往五裡外的火車站，「亂石山站」——那一帶的山石用來供應鋪設中東鐵路所需的石頭。
為了上京，我穿了件全家到瀋陽做的紅底閃藍花棉袍，興奮極了。
馬車出了村口不久，路旁就是一排排禿山，亂石嶙峋，一棵樹也不長，我就問：「媽，這叫什麼山？
」已被我各種問題吵了一早晨的她就說：「這叫‘鬼哭狼嚎山’。 」這個山名加上我母親的神情，讓我牢牢地記著。
如今，她去投奔一個已離家多年的丈夫，牽著兩個稚齡兒女，走向數千里外一個全然無法想像的大城；在那裡沒有家人，連親戚都沒有，心中的惶惑、畏懼，豈不正如進入鬼哭狼嚎的世界？
她知道前途未卜，但也絕不願再回到那已度過十年隔絕孤寂的塞外小村裡，過活寡似的生活。 我一生對文學的熱愛和觀念，其實是得自我那沒有受過中學以上教育的母親，她把那蒼莽大地的自然現象、虎狼豺豹的威脅，和那無法言說的寂寞人生化作許多夏夜的故事，給我童年至終生的啟發。
她的鄉野故事有些是溫柔的盼望和悲傷，有些充滿了人心的悸動，如同鬼哭狼嚎山，毫無修飾，強烈地象徵著她那時對南方大城的畏懼，和對自己命運的憂慮。
我童年最清晰的記憶是姥爺牽著我哥哥、媽媽牽著我從瀋陽上火車，火車沒日沒夜地開，車窗外是無止境的莊稼地。
秋收已許久了，黍梗和高粱稈子都刈割淨了。 除了稀稀落落的防風林，看到天邊，都是黑褐色的泥土地。 姥爺說，明年三月解凍了才能翻耕。
姥爺在南京住了十來天，就又坐上火車回關外老家去了，他臨走的時候，我媽媽哭得難分難舍。
姥爺和姥娘生了四個兒子才生這個女兒，手心裡捧著長大，如今他要把她留在南方這舉目無親的人海裡了。 那些年，媽媽常對哥哥和我說：「你們若是不好好讀書，你爸爸就不要我們了。
”
我很小就懂得憂愁，睡覺總不安穩。
夜裡有時醒來，聽見隔室爸爸輕聲細語地和媽媽說話。 他的聲音溫和沉穩，我就安然入睡。
我到南京不久就被送到附近小學上一年級。
剛從東北鄉下出來，長得瘦小，人又很土，南京話也聽不大懂，第一天上學，只聽懂老師說：「不許一會兒喝水、一會兒撒尿的。 」覺得上學很可怕。 好不容易有幾個朋友，有一個同學對我表示好感，送了我一塊紅紅綠綠的花橡皮，我在鄉下從來沒有看見過，好高興。
過了兩天，他不知道什麼事不高興，把橡皮要回去了，令我非常傷心。 我到今天還記得那塊橡皮，所以我開始旅行時，到世界各地都買漂亮橡皮。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事，是那一年初春雪融的時候，上學必須穿過那條名為「三條巷」的巷子，地上全是泥濘，只有路邊有兩條幹地可以小心行走。
我自小好奇，沿路看熱鬧，那天跟哥哥上學，一不小心就踩到泥裡，棉鞋陷在裡面，我哥哥怕遲到就打我，我就大哭，這時一輛汽車開過來停下，裡面坐著我的父親，他叫司機出來把我的鞋從泥裡拔出來給我穿上，他們就開車走了。
晚上回家他說，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務車上學，公務信紙有機關頭銜的，我們也絕不可用。 一則須知公私分明，再則小孩子不可以養成炫耀的心理。
在我第一次挨打（似乎也是僅有的一次）之後，他也是用同樣的語氣告訴六歲的我，這裡不是可以滿山遍野跑的鄉下，城市公園的花是不能摘的，摘了更不能一再撒謊，「我打你是要你記得」。
這最初的印象，使我一生很少說謊。 即使要跟人家說一點善意的謊話，都很有罪過感。
渡不過的巨流河（1）
在我記憶中，我的父親齊世英一生都是位溫和的君子。
他說那實在是他理想的開始，做人要有個人的樣子。
他少年時曾跟祖母到祖父的軍隊駐防地住過，體驗過軍營生活，也看到許多北方的鄉村，深深感到一般國民知識的閉塞，對國家和自己的命運幾乎全然無知，在淳樸的美德後面常常是冷漠和愚昧。
他十五歲到天津上新學書院那三年，受的是英國式教育，要養成彬彬有禮的紳士。 在天津他經常聽到「關裡人」對張作霖奉軍粗魯的嘲笑。 新學書院每日如升旗典禮一樣，有讀基督教《聖經》的早課，雖未強迫學生皈依，卻引領他開始思索心靈問題，人生在世意義為何？
十八歲考取官費到日本讀書，他更進一步認識到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國民普遍的教養是清潔守法，教育程度高些的講究溫恭的禮節，鼓勵知識的追求，對國家有強烈的效忠思想，所以日本那麼小，卻已成為亞洲強國。
他進入東京一高預科讀好日文，一年後分發至日本中部面對日本海、十六世紀後有「加賀百萬石」之稱、有精緻藝術文化傳統的金澤第四高等學校（日本當時全國只有八所高等學校）理科。
該校各項功課皆強，且注重語文教育，除日文外，每週英文、德文各八小時，他在此三年，打好一生閱讀的扎實基礎。 最初常去教會，讀些基督教的書，但無法感到滿足，進而讀哲學書籍。
當時有一位影響他很深的老師西田幾多郎，本在金澤四高任教，後來到京都帝大教哲學，引導他閱讀哲學、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書，尤其是河上肇《貧乏物語》等，讓他深感社會充滿種種不平。
由於沒那麼多錢買書，他和書店約好，把書買回來以後，不要弄髒，看完後送回書店可以拿回八折的錢再買別的書。 金澤多雨，冬天積雪甚深，常能閉戶讀書，日積月累，他由一個聰明好動的少年，長成一個深思耽讀的青年。
二十二歲，他追隨堂兄的腳步，到德國柏林留學，讀哲學經濟系，認真地念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和不少社會主義論著。
但覺得心中許多不能解的疑問，終極思考的基礎不能建立，頗感彷徨。 那時德國剛剛戰敗，通貨膨脹，中日銀洋都很值錢，他與同學們生活可稱優裕，常在一起玩樂，多了一些認識德國社會的機會，卻耽誤了讀書的時間。
下學期轉學到海德堡大學，受教于歷史哲學派大師李塞爾特（Heinrich Rickert）和阿爾弗雷德·
韋伯（Alfred Weber，是已故馬克斯· 韋伯〔 Max Weber〕之弟），既是慕名而去，便全心傾聽，也常在課餘發問。 歷史哲學派由政治經濟的思想史分析人生現象，在研究過程闡明理性思考之必要，也提醒他區域現實的不同，不可以衝動熱情地強以理論（如《資本論》）套在大政策上——這對他是一生的啟發，使他堅定地相信，只有真正的知識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潛移默化拯救積弱的中國，而不是激動熱情的群眾運動。
不擇手段只達目的的革命所遺留下的社會、文化問題需要更多的理性解決，才能彌補。
那兩年時光，課後過了橋，在尼卡河畔思考徘徊，是他一生僅有的幸福時光。
春日河水激流常令他想到遼河解凍的濁流，青年壯志也常洶湧難抑，他記起五歲那年，穿了一雙新棉鞋，走在遼河岸上，圍繞著媽媽，興高采烈地又跑又跳的情景——有個聲音在他心中呼喚：回去辦教育，我美麗蒼茫的故鄉啊！
我一定要拼命練好一身本事，用最理性的方式回去辦教育...... 我今日所學所知，終有一天會讓我報答你養育之恩。
渡不過的巨流河（2）
他一生第一個大挫折是堂兄因肺結核逝世于德國南部的
Freiburg，最初尚隱瞞一陣，但不久伯祖父在家鄉去世，兒子為何不能奔喪？ 他只好捧著堂兄的骨灰回家。 回到瀋陽，家中堅決不許他再出去，追求學問的夢至此中斷，那一年他二十六歲。
喪事結束後，他離開莊院又回到瀋陽城，想另尋途徑，再走進修之路。 在那個時代的瀋陽，一個官費留學生從德國歸來，是件很受重視的事。 祖父在奉天武備學堂的同學好友郭松齡將軍認為他住在旅館不方便，邀他搬到郭家。
塞外一月，冰雪封途，最適作長夜之談，兩人從地方事、國事到天下事，無所不談。 郭將軍敬重的客人來訪亦常邀他聚談，歸國青年得以宏觀家鄉處境，他在日本和德國所見，亦引聽者極大興趣。
尤其談到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經濟幾近崩潰，民間生活艱苦，但人民處處流露民族的自尊和走出困境的堅定意志。 他們石頭建基的老樓舊廈，廊柱依然修整，門前路樹，石砌街巷，有文化根基深厚的穩定感。
而東北當時在日俄覬覦下已處危境，參加軍閥混戰有何意義？ 中國的老百姓何日才能普遍受到足夠的教育，走出渾渾噩噩受人擺佈的境地？ ——他不知道，這些大家都充滿強烈憤慨和改革使命感的雪夜長談，因緣際會，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自古以來，塞外傳奇人物都是驍勇善戰的騎射英雄，保住江山，進而生聚教育。
郭松齡將軍，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生於瀋陽縣東鄉漁樵寨村。 家貧，十五歲就讀私塾數年，進奉天武備學堂，畢業後隨朱慶瀾（一八七四～一九四一年）軍入川，在四川新軍加入同盟會。
三十三歲由陸軍大學畢業後，由已任廣東省省長的朱慶瀾推薦，在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擔任警衛軍及韶關講武堂教官。 他有學識，有見解，講課時督促青年成為有民主思想的愛國軍人。
辛亥革命後全國軍政混亂，他在軍中由北至南嘗遍了國家動盪之苦，對局勢具有寬闊的視野，回到新創辦的東北講武堂任戰術教官。 當時奉軍少帥張學良是他的學生，對郭教官極為佩服，邀他加入奉軍，改革軍隊成立新軍，凡事傾誠合作。
兩次直奉戰爭中，郭軍以戰略戰術皆立戰功。 但是進關參戰，意義何在？ 故鄉沃野千里，農耕缺人，而青年官兵傷亡異鄉，遺族處境悲慘，實在應停止征戰，教育生息。
在由歐洲回國的青年人眼中，新軍的理念是很有吸引力的。
那時的郭將軍已是新軍領袖，地位顯赫，儀錶堂堂，凡事能決能行。 郭夫人韓淑秀女士，燕京大學畢業，伉儷情深，兩人皆好讀書，接受新思想，交友、談話多以天下國家為己任。
郭將軍與張學良等原已籌備成立一所中學，教育軍人遺族子女，以盡袍澤之情，名為「同澤中學」。 知我父親回國後志在辦教育，培育家鄉青年新思想，便派他出任校長，參酌英、德、日本學校制定規章，奠定良好基礎，延請各地優良師資。
在偽滿洲國之前，同澤中學未受政局影響，一直辦得很好，之後還加辦「同澤女子中學」。 同時也籌畫辦一所真正研究學問的大學，不受當權者支配，不以培養官員為目的。
同澤中學成立，校舍尚未興建完成時，先借用瀋陽城東山咀子軍營一部分新修的營房，其餘的由軍官教育班使用。
那一年夏天先招考了三班十四歲以下的學生（到臺灣後曾任海軍總司令的宋長志即是那時的學生）。 這樣有遠景的工作，真是一個青春夢的實現！ 年輕的校長興高采烈地忙碌工作，師資、課程、學生的教導...... 要全心去做。 東山咀子營房距瀋陽約二十裡，有修建營房用的小火車進城，他的心情真似那小火車頭一樣，充滿了勇往直前的幹勁。
渡不過的巨流河（3）
這樣快樂的日子不到一年即告終止。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初旬一天晚上，郭將軍電話召他立刻進城面談，那時小火車車頭已經熄火，商量之後，再升火，把他送到城內。 郭將軍說奉命又須率兵進關，先到天津，邀他隨軍前往，校務請教務主任代理一下，第二天即須出發。
到天津後數日，郭將軍住進義大利租界的意國醫院，對他說，此次入關，要對抗二次奉直戰後孫傳芳召集的五省聯軍，鞏固奉軍在河北、山東、安徽、江蘇等省的地盤。 郭軍是常勝軍，但是他早已厭倦這種窮兵黷武的政策，官兵傷亡慘重，不知為何而戰。
進駐天津後，他即邀集核心幹部、團長以上軍官開會，願隨他回師者，在和平開發東北方案上簽字，不願者，留在天津李景林部隊。 除了幾位追隨張作霖多年，不便參與「造反」的將領外，大家都簽了名。
郭將軍邀請我父親負責回師時爭取國際支援，首先須取得日本駐滿洲鐵路的軍隊保持中立。
在天津參加的還有幾位關內的政界名人，如饒漢祥（曾任黎元洪的秘書長）、殷汝耕、高惜冰、楊夢周、蘇上達、樊光、林長民（林徽音之父）和盧春芳等。 已允出任外交處長的王正廷尚未到任（後來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先由齊世英代理外交事務主任。
大家對郭軍回師瀋陽、不去參加軍閥內戰的革新理想很有信心。 回師前夕，郭將軍對大家說：「此事成功固好，若失敗則大家皆須亡命。 ”
十一月二十二日，郭將軍揮師前往河北灤州，通電請張作霖停戰下野，將軍政權交給張學良。
電文內容是：進關參戰官兵傷亡慘重，遺族無依，民生困苦。 日俄對東北侵略日亟，必須休養生息，儲備實力以禦外侮，永遠不再參加內戰。 振興教育，全力建設資源富甲全國的家鄉。
張作霖接電後，次日來電報，不提息戰下野要求，只邀郭將軍回沈面談。 擺明是鴻門宴。 郭軍隔一日再由灤州發出第二次通電，未見回復，即開拔前往攻打。 由秦皇島北上，出了山海關，沿海岸線打到連山，遇到百年不遇的大風雪，氣溫降到攝氏零下二十度，海面封凍，人馬可行。
當夜郭軍前鋒第二軍，由海面穿過突襲張作霖守軍，奪下葫蘆島，三天后進駐錦州。 消息傳到瀋陽，全城震動，張大帥緊急動員數十輛大卡車滿載元帥府聚斂的財物，運往滿洲鐵路的日本事務所倉庫存放，往返十多次才運完。
大帥府四周堆滿木柴和大汽油桶準備逃離時將帥府燒掉，省議會、各總商會等聯名致電郭將軍，其進城後，「我公要求、目的、前途決可達到...... 務望暫時停止軍事活動」。 ——此時奉軍與日本沿滿鐵駐軍達成牽制郭軍的協定，並且急調吉林與黑龍江的駐軍來助，在巨流河東岸佈陣迎戰。 郭軍十二月二十日攻佔新民市，在巨流河西岸備戰，前鋒部隊已可看到瀋陽燈火，只待主力部隊到新民市即將強行渡河。
但是長途行軍，風雪嚴寒，冬衣補給不夠，到錦州休養數日，給了張軍調兵時間。 此一延遲也給了對方許多滲透分化的機會，困難增加，軍心複雜，驍勇善戰的郭軍，在對方喊話「吃張家飯，不打張家人」時士氣動搖。
巨流河對峙三日，原可一鼓作氣渡河，郭軍右翼先頭部隊霽雲已率部強渡，打到了距奉軍總指揮部僅十華里的興隆堡，但在關鍵時刻，郭軍射出的炮彈卻因有人卸了引信而沒有爆炸。
二十四日清晨，郭軍參謀長鄒作華等三人已成奉軍內應，逼迫郭將軍投降，且發出請降通電。
渡不過的巨流河（4）
郭將軍率衛隊二百余人離開新民，如騎快馬，輕易可以脫險，另求再起，但是郭夫人及文人饒漢祥等人不會騎馬，郭不忍獨自逃生，同坐馬車往南走，被對方騎馬追上，奉命就地槍決，以免生變。
臨刑前，郭松齡遺言：「吾倡大義，除賊不濟，死固分也；後有同志，請視此血道而來！
”
郭妻韓淑秀說：「夫為國死，吾為夫死，吾夫婦可以無憾矣。
」郭松齡四十二歲，韓淑秀三十六歲。 屍首運回瀋陽市，在小河沿廣場曝屍三日，始准家人收殮。 郭氏夫婦的屍體曝放在小河沿的大廣場上，基督聖誕之日，上天降雪，覆蓋了冰封土地上的屍身，成了最潔淨和平的棺槨，沒有人敢去祭拜，遙遠哭泣的親友流下的眼淚也立刻凍結成冰。
參加郭軍倒戈的人原都難逃一死，但是與張作霖一起由綠林出道打天下的老弟兄張作相，性格寬厚，有高度智慧，勸他說：「不能這麼辦，他們都是家鄉子弟，冤冤相報，將來那還得了！
」這一句話不知保全了多少性命。 叛軍歸回原職之後，更加效忠賣命，也延長了奉軍的政治生命。
後來得知投效郭軍的林長民隨郭將軍出亡途中，中流彈死亡。
饒漢祥在解往瀋陽途中，押解的兵問他：「你是做什麼的？ 」他說：「我是寫字的。 」士兵說寫字的不要，推他下車，得以保住一命回到天津黎元洪家。
但是，張氏父子特別懸賞捉拿齊世英，認為張家送出去的留學生回來反對他，煽動郭軍兵變，非捉來殺掉不可。
那許多年裡，他們認為東北就是張家的，政府公開考試遴選的官費留學生就是張家派的，只能效忠他一家。
十二月二十四日天剛一亮，齊世英即去新民臨時司令部準備全面渡巨流河，誰知郭將軍竟已被迫于午夜出亡。
在亂軍中，他帶了外交處的五個人，殷汝耕、劉友惠、楊夢周、蘇上達和後趕上的盧春芳，步行涉險到新民市的日本領事館尋求暫時躲避，因為前二日曾為日軍沿滿鐵鐵路駐軍問題交涉，與日方見過數次，此時未多問答，即給予政治庇護。
奉軍包圍日本領事館，要求將這六人引渡。
日本駐瀋陽總領事吉田茂加派十名員警至新民，不許奉軍進領事館一步，以保護政治犯，由他出面去辦交涉，並送去行李、威士卡酒以示敬意。
吉田茂（一八七八—一九六七年）這個人道的決定不僅救了這六個人的性命，也顯示出他一生敢作敢為有擔當的政治勇氣。
他的父親竹內綱是日本自民党前身的領袖，將龐大家產留給他作從政資本。 他的岳父牧野伸顯是明治維新後一代的宮中重臣，世世代代培養宏觀政治智慧。 他在瀋陽總領事任內觀察中國北方政局，很看不起張作霖，認為他坐擁東北這樣富饒的土地，不知培養生民社會福祉，提高文化教育，而窮兵黷武是無知短視。
據說他在領事館內談起張作霖時，不稱官銜，也不呼名，就直呼「馬賊」，他個人對郭松齡的革新思想極為尊敬。 他由外交界出身，深信在正常的國際局勢中，日本如果能與一個現代化的近鄰保持良好密切關係，同樣可以得到合理的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吉田茂出任日本戰敗後第一任首相，利用美國佔領軍優厚的協助，不僅使日本自政經廢墟中重建，後來成為經濟強國，且在他任內培育了許多大臣人才，成為歷史上稱為「吉田學校」的佳話。
渡不過的巨流河（5）
齊世英和他的落難兄弟，六個人睡在新民領事館八個榻榻米的偏房裡，整整半年被奉軍日夜圍困，白天連院子都不敢去，怕挨冷槍。
由領事館人員口中得知郭將軍已死，遺體在瀋陽小河沿廣場曝屍三日，軍隊已全收編歸制，六個人蟄居在此，出門一步即是死亡。 他們曾千里追隨的撼動山河的郭軍回師壯舉，有如過眼雲煙，一切都在囚牆外的天地，吹過去了，散了。
漫漫長日，漫漫長夜，日日夜夜，他想了又想：「一路上打的都是勝仗，為什麼當瀋陽燈火可見的夜晚，我們就是渡不過巨流河？
那一天午夜，如果我住在設于馬車店的臨時司令部，參謀長他們通電投降奉軍，到逼迫郭將軍出亡的那一段時間，我會派人送郭夫人去新民日本領事館取得庇護，然後隨郭將軍及衛隊快馬闖出去，奔回錦州，巨流河西岸都是郭軍，撤回錦州，保住實力，可以捲土重來......」思前想後，憾恨圍繞著巨流河功敗垂成的那一戰。 巨流河啊，巨流河，那渡不過的巨流莫非即是現實中的嚴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被困凍于此？
春耕解凍的時候，奉軍又進關參加直、魯、豫軍閥的混戰。
京奉鐵路離日本領事館只有五百米左右，從傳來的聲音斷定，運兵車和鐵軌摩擦損壞得很厲害。 奉軍這樣不予人民生息，即使他不追殺，齊世英也不能回去了，唯一的盼望是早日脫困，另尋生路。
「但是，今生只剩我一人，我也要反抗惡勢力到底！
一九二六年七月初一個下弦月的夜晚，他們終於在日本領事館同情郭軍的書記中田豐千代和員警金井房太郎協助下，翻牆化裝逃出稍微鬆懈的包圍線，沿著鐵路步行六十裡，到興隆店由日本友人接應到達皇姑屯。
二十七歲的齊世英和四十八歲的吉田茂第一次作了長夜之談，彼此頗為投緣。 吉田茂很欣賞齊世英有教養，有見解，是個磊落的青年；他雖是執行日本政府那時的「中立」政策，而在庇護政治犯與助他們脫險的行動上，大約也有些浪漫情懷吧。
年輕人不僅感謝他及時伸出的援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再次相見，兩人又各是一番人生，也進一步欽佩吉田茂的國際觀和戰後培養政治人才的遠見。
齊世英化裝由遼寧到朝鮮釜山乘渡輪到日本，再換火車去東京，車到京都便被記者追蹤，次日報上亂報一些猜測，只好正面接受訪問，說明郭軍革新理想及回師前後真相，消息也迅速傳至中國各地。
到東京時，淺草區有一劇場正在上演以郭松齡為題材的一出話劇，邀他們去當貴賓，劇中有不少屬於齊世英的戲。 原是一場改變東北命運的壯舉，如今只是人間一齣戲劇了。
由日本回到天津，那時北洋政府的一些新舊人物間的恩恩怨怨，仍在餘波蕩漾之中。
故鄉是回不去了，也沒有能力和心情回到德國讀書。 在天津意租界見到了郭將軍的朋友黃郛先生，他曾雪中送炭，寄錢到新民領事館（北伐軍攻克上海，黃出任上海市長，後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
黃郛勸他先去上海，多作觀察，再定行止。 齊世英又從上海去武漢，因為郭軍回師之舉，是南方各種革命分子都同情的，他在飄然一身、亡命天涯的心情下，與留德、留日的同學也都陸續見面，都能開懷暢談。
那時仍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和共產黨人李漢俊、詹大悲、耿伯釗等人也曾聚餐談話，參加他們野外召開的群眾大會，聽各黨派演講，仔細閱讀他們的宣傳小冊，認真思考後，認為國民黨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對中國實際狀況是最穩健的做法。
一九二六年底，他在上海加入了國民黨，並不是投奔任何人。 蔣先生在南昌第一次見面時說：「你不像東北人！ 」這句話令他很難忘記。 蔣先生那時尚不是唯一的權力中心。
三十年後，他在臺北把齊世英開除國民黨籍，大約是政術嫺熟的浙江人終於發現，溫和英俊的齊世英骨頭又倔又硬，是個不馴服的真正東北人。
加入國民黨後他多次往返于上海、漢口之間，也隨黃郛到國民黨總部的南昌去，蔣先生與黃郛情誼甚重，餐聚時常邀他參加，在此認識了陳果夫、立夫兄弟。
甯漢國共分裂後，他在南昌、九江和杭州認識了許多風雲人物，瞭解國民黨的狀況，也認清了國共的關係。 這一年中他曾多次到日本去，進一步觀察、研究日本社會。 在郭軍革命中，他見識到政治大起大落的局面，深知參與政治不能不懂軍事，希望能系統地研究現代軍事。
遂于一九二八年，由政府授予陸軍中尉軍階，正式報考進入日本訓練在職軍官的步兵學校（陸軍大學需三年才畢業）。 開學前被派下部隊，在高田三十連隊任隊附（相當於副連長），白天上課，晚上住在部隊，每週末坐夜車到東京去，常與中央派去日本留學的軍官（多為黃埔一期）相聚，因他畢業于金澤四高，日語文白皆好，被尊為日本通，常可助人。
有時與日本老同學敘舊，接觸面甚廣。 日本人一般對中國東北（他們稱為滿洲）都有興趣，因他是參與郭松齡起義的革命者，而樂與交談，使他聽到日本覬覦東北的種種真心話，內心深為故鄉擔憂。
在此期間，他進一步研讀日本的軍事史、幕府時期的武士精神、明治維新後的軍事現代化和二十世紀擴張主義的萌芽。
那三年，一個二十七歲的北國青年，兵敗亡命，浪跡天涯，從郭將軍家圍爐夜話至長江，遇見了許多當時正在創造中國近代史的人物，因緣際會，作了許多長談；談抱負，談理想，投契相知，這些長談鑄造了他一生的政治性格和風骨。
九一八事變
一九二八年六月，日本關東軍在南滿鐵路皇姑屯站炸死了張作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一夜之間佔據了瀋陽，造成中國近代史上最沉痛的九一八事變。
對於我那自以為苦盡甘來的母親，這是晴天霹靂，剛剛揮別的那個充滿孤寂回憶的冰雪大地，成了一個回不去的故鄉，鍾愛她的父母將難於重見了。
對於我父親，這一天似乎是遲早會到來的；自他五歲看到日俄戰爭的炮彈落在我家後山之後，自從郭松齡為改變東北命運而戰、兵敗後被曝屍瀋陽廣場之後，雄踞東北的張作霖被炸死，他的兒子張學良匆促繼承霸權，既無能力又無魄力保護偌大的疆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東北成為一片幾乎茫然無主的土地。
故鄉斷送在「家天下」的無知之手，令人何等悲憤！
日本人從世紀初修南滿鐵路貫穿東北半壁江山，已處心積慮等候這一天三十年了。
日本關東軍自「九一八」之後控制了所有對外訊息，鐵路、公路、電訊全都切斷。 但是從瀋陽到黑龍江，他們一路受到地方自衛力量的抵抗，一年後才全部佔領。 至一九三四年，成立滿洲國，作為一九四
○年「大東亞共榮圈」的起點，準備對中國展開全面侵略。 這漫長的一年，張學良在哪裡？ 縱橫天下的奉軍而今安在？
一夜之間，中國好似在睡夢中被砍掉了腳的巨人，突然驚醒，全國遊行，呼喊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誓死複土！ 」但喊聲只有自己聽見。 那時的世界仍在殖民地時代，有制裁力的強國幾乎全是殖民國家（被英國殖民的印度到一九四七年才得以獨立，法國的安南在一九四五年才以越南之名獨立，這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數千萬亡魂換得的）。
當時的國際聯盟曾為九一八事變組成一個「李頓調查團」，然而毫無成果，世界上從無真正公理。
九一八事變後一年中，我父親思量再三，思考實際工作的種種可能。
自從他加入中央政府工作兩年來，聯絡、佈置在東北的工作人員多是教育界人士，瀋陽淪陷後已全撤到北平，成立了流亡辦事處；有些人也到了南京報告故鄉局勢，呼籲中央有效援助吉林和黑龍江省內風起雲湧的義勇軍。
張少帥繼承的奉軍精華已在他聲稱「不抵抗」的情況下撤入關內，地方上不甘坐待淪亡的人，有槍即起。 稍大聲望的稱為義勇軍抗日。
無數青少年不願受日本教育，紛紛逃到平津；有的投靠親友，有的流落各方。
那時的中央對東北局勢既無認識亦無對策，我父親知道唯一能做的只有自己回北方去，深入虎穴，瞭解實況。 這是東北人稱為「夾著腦袋幹」的孤注一擲。
他先辭掉中央工作，在極端秘密中（只有陳立夫一人知道）由上海乘船，用赴德經商的趙姓商人護照到日本神戶換船轉往俄國符拉迪沃斯托克。
乘兩天一班的火車經綏芬河到哈爾濱去。 到哈爾濱後，住進一家白俄人開的旅館，找到了仍在變局中苦撐的徐箴（電話局局長，勝利後出任遼寧省主席，一九四九年初撤退來台時，由上海搭太平輪，全家在船難中沉沒于臺灣海峽）、臧啟芳（地畝局局長）和周天放（教育局局長）等秘密工作同志，得以詳知「九一八」後家鄉抗日行動近況。
遼寧幾乎全部被日本人佔領，只有荊可獨、許俊哲和石堅（字墨堂，抗戰末期，被日本人逮捕，判處死刑，他手下大將、年輕的律師梁肅戎被判十五年監禁，勝利時幸獲自由，撤退來臺灣另有一番奮鬥）等人以文官身份掩護髮展義勇軍工作。
吉林方面，在日本佔領之前活動最有力的是韓清淪和蓋文華，他們策劃當地東北軍與民間武力結合成為聲勢浩大的義勇軍，抵擋日本人北進，在長春血戰一月後終於被日本人佔領，蓋文華與八位同志被捕，砍下的頭顱掛在城樓上。
齊世英從哈爾濱出發，經由王賓章、宇章五兄弟負責的最北據點——黑龍江臨時省會海倫，去會見當時聲勢最盛的義勇軍首領馬占山和蘇炳文等人，瞭解到他們彈藥缺乏，裝備與糧食補給已朝不保夕的情形；張家軍隊剩下的已停止抵抗，中央又遠在數千里之外，交通已切斷，義勇軍只有赤手空拳、滿腔熱血和刺骨的朔風，無法阻擋日本關東軍。
大局既已無望，他此行唯一的成就，是勸服他們不要投降，武力不能為敵所用，亦不可妄作犧牲，盡一切能力安頓義民回鄉，留住潛伏呼應的愛國之念。 日本人在一九三二年佔領黑龍江後，他協助安排馬占山與蘇炳文進關，在南京、上海受到民族英雄式的接待與歡迎，對日後全國抗日的民心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直接到東北工作既已不可能，他將敵後工作做了安排後回到南京。
蔣委員長對他說，政府在上海成立東北協會，從此由他負責中央與東北地下抗日工作的聯繫，以及東北進關人員的安頓事宜。 做長久的打算，絕不放棄。
母親和她的鄉親
一九二八年六月，統治東北的張作霖被日軍炸死後，東北已近群龍無首，張學良已與南京中央議妥，新年前掛中華民國國旗，這有名的易幟盛事，使北伐革命減少了最大的阻力。
這年秋天，黃埔軍校（由廣州遷往南京後已改名中央軍校）第八期在全國招生，黨部請我父親協助在東北招考學生。
父親面見蔣委員長，建議將初選合格的一百多名東北青年全部錄取，使多年來只有地方觀念的青年能有國家觀念，成為具有現代軍事知識的革命種子。 因此，自第九期至第十二期，軍校教育長張治中委託父親派人到東北每年招收一百名高中畢業生。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學生幾乎占軍校生總數的四分之一，家鄉淪為日本人佔領地的青年人，自黃埔畢業後分發至各軍種成為抗戰的生力軍，但能回東北的並不多。
除了軍校，每年因招生而同時來到南京的還有中央政校和中央警官學校的二三十個學生，我父母每星期日輪流招待這一批離鄉背井的東北孩子。
我們家也由傅後岡街遷到新社區的甯海路，一則是地方大適於招待客人，再則，我母親又懷孕待產，不久生下我第二個妹妹靜媛。 那一定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歲月吧，三十多歲才做了一個家的女主人。
那棟新建的米黃色小樓有個相當大的院子，我母親很快種了各種層次的花草。
由她二樓臥室的窗子望出去是南京最高的紫金山，中山陵在它北麓，從環繞山頂的雲霧顏色就知道天氣的陰晴。
照顧東北到南京的學生是我父親的工作之一，每星期招待他們吃飯卻是我母親的快樂，也是她思念故鄉最大的安慰。
家中請了一位山東廚師老宋（他和我們流亡到四川十年），每星期日請一桌黃埔軍校和政校的學生吃北方面食，在我母親心中，每個人都是她的娘家人。 她喜歡聽他們說話，講家鄉春夏秋冬的情景，講親人，講莊稼......
搬到甯海路後，她發現房子後面有一個不算小的後院，就買了大大小小的缸，除了最熱的夏天，她都會帶著李媽不停地漬酸菜（白菜用開水燙過，置於缸內發酵一個多月後即成脆白的酸菜），又托人由北平買來純銅火鍋。
七七事變前在南京那些年，齊家的五花肉酸菜火鍋不知溫暖了多少遊子思鄉的心！
母親又認為東北的大醬最好吃，就是臺灣說的甜麵醬（但不甜）。
東北因黃豆又多又好，一般家裡都會做這種醬。 母親想做大醬，但做的過程其實蠻可怕的，得先讓黃豆長黴。 父親知道了，就反對：「你在院子裡搞什麼？」母親說：「我擺在後院裡，又不給人看見！
」父親覺得又髒又噁心，不讓她弄，但我母親下定決心，還是偷偷做了一缸。 等這些黃埔軍校的學生來，母親給他們切一段段的黃瓜，蘸大醬吃，然後又端出酸菜火鍋。 有人一邊吃一邊掉眼淚，因為想起家來了。
很多人一生再沒回去過。
到臺灣八二三炮戰時，父親和「立法委員」到戰地去，金門防衛司令王多年將軍說，他是我父親主持招收的黃埔十期學生，忘不了我母親的家鄉菜。
從南京打到四川的征途，許多黃埔學生照顧中山中學的弟妹和我一家人，也是對我母親感恩。 在母親葬禮上，曾任駐馬拉威「大使」的趙金鏞說，懷念當年在政治大學讀書時我母親對他的關懷，家鄉淪陷後還給他零用錢......
那一年，我姥爺設法又來了一趟南京，看到他疼愛的女兒在前院種花和後院大大小小的缸間興高采烈地忙著，終於放了心。
回家後兩年，他平靜地去世，心中不再牽掛。
母親雖然有了持家的幸福，卻常常一面忙一面輕聲地哼唱著，我不知道她唱什麼，但是當她抱我妹妹的時候，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在唱《蘇武牧羊》，唱到「兀坐絕寒，時聽胡笳，入耳心痛酸」一句不漏，重複地唱著直到小孩睡著了，有時還獨坐一陣子。
十多年後，抗戰已經勝利了，她曾經回到家鄉祭拜姥爺和姥娘的墓，回過她枯守了十年的齊家小西山故居，接著卻又被迫逃離北方，奔往更遙遠的臺灣。
在台中，我兒子的搖籃旁，已經二十年後了，她又輕聲地唱起《蘇武牧羊》，那蘇武仍在北海邊牧羊，窮愁十九年...... 直到她埋葬于臺北淡水之前的三十八年間，她未再看到心中的北海。
流亡的大家庭
創立國立東北中山中學，我父親認為是他應當做的事。
一九三二年他由南京回北方，冒死出山海關潛回東北故鄉，卻只見到義勇軍等地下武裝抗日的窮途末路。
地下工作同志認為他應該回到南京，以他在中央已經建立的地位和東北協會，對家鄉做更有效的説明。
於是，他先在北平成立「東北青年教育救濟處」，由流亡的文教界人士照顧「滿洲國」成立後不願做日本順民而逃到平津的青年。
他們有些流落街頭，冬天凍餓在路邊。 救濟處搭了些帳篷，先給他們飲食和基本照顧。
一九三四年南京政府團拜時，父親結識了當時的行政院次長彭學沛先生，知道他也來自北方，說動他撥下五萬銀洋，立刻與北平的李錫恩、黃恒浩、周天放等友人開始辦校，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借到的報國寺、順天府、原警高舊址等地成立「國立中山中學」，招收了約兩千名初一到高三的流亡學生。
這是中國第一所國立中學，因為父親說服教育部，在風雨飄搖的局勢中，只有國家才能穩當地保障這樣救亡圖存的學校的存續。
第一任校長由原任吉林大學校長的李錫恩出任（他與我二伯父世長在德國同學，與父親亦有相同的政治理想，父親視之為兄）。
教師幾乎全由流亡北平的大學教師擔任，我的哥哥原本就讀于北平崇德中學，來投考被錄取讀高一。
到了一九三六年秋天，華北的局勢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國民黨中央直接支援的人與事漸漸難以生存，於是父親和黃恒浩、高惜冰等幾位東北抗日同志在南京郊外二十裡的板橋鎮買了一塊地，先建了些基本校舍和幾所教職員宿舍，將中山中學由北平遷來南京。
落腳之後，學生自己動手平操場、建圍牆和校門。
進校門前，可遠遠看到那泥磚牆上巨大的八個字：「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每天清晨升旗典禮，師生唱著共同命運寫照的校歌（郝泠若詞，馬白水曲）：白山高黑水長，江山兮信美，仇痛兮難忘，有子弟兮瑣尾流離，以三民主義為歸向，以任其難兮以為其邦，校以作家，桃李蔭長，爽蔭與太液秦淮相望。
學以知恥兮乃知方，唯楚有士，雖三戶兮秦以亡，我來自北兮，回北方。
在板橋初創時凡事艱苦，而且大家都年輕，我父親總是樂觀地往長遠想。
然而，這樣清苦但安定、充滿未來期望的日子只過了一年半，南京也容不得身了。 離開南京後，漫漫長途，日子比板橋還苦，在半個中國的土地上顛沛流離，吃盡了饑寒之苦。
張大非，家破人亡的故事
我哥哥隨中山中學由北平遷到南京之後，每個星期六中午會帶五六個同學回家。
吃過晚飯，他們坐江南鐵路的火車回板橋，哥哥在家住一晚。
母親在她自己的幸福中，覺得每個沒有家的東北孩子都是她的孩子。
在南遷之後，抗戰八年之中，所有中山學生都是沒家的孩子，差不多每個人都有悽楚的故事。
張大非初到我家的時候，沒有人注意他。
他靜靜地坐著，很少說話，也不參加遊戲。 吃飯時，媽媽總叫他坐在她旁邊，不斷地給他夾菜。
在這之前，我只知道爸爸要哥哥去找一位姓張的學生——他的父親在「滿洲國」成立之初是瀋陽縣警察局局長，因接濟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廣場上澆油漆燒死。
哥哥終於在同學中找到了他。
他比我哥哥大三歲，除了打籃球，不參加任何課外活動，也很少與人說話。 透過那一年畢業和他一起打球的撐竿跳國手符保盧（是那時女生的偶像）知道他的身世，哥哥才找到他。
「中國不亡，有我！
」——南開中學（1）
南開中學張伯苓校長
我從幼年離開小西山故鄉後，經常活在病痛、轉學和災難之中。
在南京雖曾有爐邊幸福時日，但妹妹降生、父母歡顏，轉眼都如曇花凋謝。 我家隨著流亡學生顛沛流離半個中國，從西南山路來到重慶，剛入市區，中山中學就有師生五人被日機炸死，戰爭與死亡的威脅如影隨形。
之後七年，轟炸宛如隨著日升月落而至，不曾稍歇。 但重慶是我們流亡的終點，中山中學走了五百里，在自流井大廟靜甯寺安頓、複學，弦歌豈止未輟，流亡途中更收留一些新加入的湖南、廣西、貴州學生和四川的本地生。
我父親在重慶四德里租屋恢復東北協會（負責訓練東北地下抗日工作，由政府資助，一九四六年東北光復後解散），但落腳不久，房子即被炸毀。
父親托人在沙坪壩鎮外找到兩所平房，一所住家，一所作協會辦公用，後來《時與潮》編輯部亦設于此。
在離開南京整整一年間，我們奔跑了半個中國的土地之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個早晨，爸爸帶著我坐車由重慶上清寺出發，送我去上學。
我們沿著嘉陵江往上走，車行大約二十公里，過了小龍坎不久，在一片黃土壩子上，遠遠地出現一群紅褐色大樓，在稀疏的樹木中相當壯觀——那就是沙坪壩的南開中學。
在這裡六年，我成長為一個健康的人，心智開展，奠立了一生積極向上的性格。
日本人佔領東北後，以天津日租界為基地，積極地向華北伸展侵略的魔掌，數年間，天津的南開中學和大學通過遊行呼喊自強，號召愛國抗日。
校長張伯苓先生（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年）深知局勢危急，戰爭只是早晚的問題，因此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四川覓地建立分校，由沙坪壩鄉紳捐地，各界捐款蓋校舍，第一年即招收了一百六十名學生。
盧溝橋開戰後，南開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毀的學校，也是第一所在後方以長期抗戰為信念重建的學校。 一九三七年上海失守後，國民政府在十二月一日正式遷至戰時首都重慶。 南開中學在抗戰最艱困的八年中，教育了數萬青年，每個人幾乎都是張伯苓精神的延伸。
張校長創業立世全靠堅強的愛國精神，他就是校歌裡「巍巍我南開精神」的化身，在我成長的六年中，留給我非常溫暖的印象。
他長得很高，約有一百八十幾公分，體形又大又壯，不胖，肩膀很寬，長年穿著長袍，戴一副有顏色的眼鏡，我們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壯碩的他挺胸闊步地在校園行走。 不論前線戰報如何令人沮喪，日機轟炸多麼猛烈，在張校長的帶領下，我們都堅信中國不會亡。
想想在一百二十年前，幼年的他隨著浪跡各地私塾教學的父親到義學輾轉讀書，生活是何等辛酸！
因此，他從小知道教育的重要意義。
十三歲時，考取官費的北洋水師學堂，他聽得懂啟蒙思想家創校的理想；當年清廷維新派的嚴複、伍光建等人和一些自英國留學歸國的年輕軍官，引進西方思想與新知，希望建立強大的現代海軍，為國雪恥。
這種奮發圖強的志氣，影響了他一生。
張校長在北洋水師學堂的年紀正是我在南開中學的年紀，我在校六年，聽他在周會講過多次的故事也成為我終生的記憶。
一八九四年，他由水師學堂畢業時，正逢中日甲午之戰，北洋海軍幾乎全軍覆沒，連一艘可供學生實習的船都沒有了。
一年後，勉強派到「通濟輪」上見習，竟是目睹甲午戰場威海衛由戰勝國日本人手中移交給英國人佔領的場面。 他在自己國家的領海上眼睜睜地看著國
「中國不亡，有我！
」——南開中學（2）
幟三易，先下清旗再升日旗，隔一日改懸英國旗。
他在晚年回憶當時：「悲憤填胸，深受刺激！
念國家積弱至此，苟不自強，奚以圖存？ 而自強之道端在教育。 」（一九四四年《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他怒憶當年：「士兵上身穿一坎肩，前面寫一‘兵’字，背後寫‘勇’字，衣服非大必小，不稱體，面黃肌瘦，精神委靡，手持大刀，腰懷一槍（煙槍，抽鴉片用）慢吞吞地走出來，將黃龍旗（清朝）降下。
旋英軍整隊出，步伐整齊，精神奕奕，相形之下，勝敗可知。
這樣的羞恥使他深受刺激，更因為看到怠惰無知的一般民眾，既無紀律和敬業精神也不知國難當頭，故思索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教現代知識，教愛國。
他毅然決然離開海軍，一心辦教育，一九 ○八年，由嚴氏家館擴大到天津南開（捐得校地在天津西南城角，名南開窪）中學。 建校之前，他曾兩度前往日本參觀各類學校，特別是私立學校，當時不滿三十歲的他，滿腔熱血，誓為教育新中國的子弟獻身。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九一七年他已四十一歲，竟決心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研究西方教育理念。
很多人勸他：「你已功成名就，幹嘛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讀書！ 」甚至說：「這個臉你丟得起，我們丟不起。 」他還是去了，認真研究、見習，做了許多交流活動，實驗主義思想大師杜威也是他的老師。
回國後，他創設南開大學。
抗日戰爭之初，日本人恨他發起愛國活動，炸毀南開。
當時蔣委員長公開宣稱：「南開為國犧牲，有中國就有南開。 」將南開與北平的北大、清華合為西南聯大，在昆明設校，成為抗戰期間最好的大學。
抗日勝利後，一九四六年哥倫比亞大學授予張校長榮譽博士，一九四八年胡適和十一位美國學者合撰 There Is
Another China一書賀他七十歲之成就。 此書由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彙編，哥大Crown Press出版，中譯為《另有表現的中國》，意指借由南開精神看到在政治軍事動亂不甯的年代，尚有另一個中國在日益進步，充滿了高瞻遠矚的理想。
自一九○四年只有七十五個學生到他一九五一年逝世為止，張校長一直用強烈的激情到處演講，鼓勵「中國不亡，有我！
」的志氣，宣揚教育救國的理想，他足足說了半個世紀！ 那五十年間，中國的災難有種種的新面貌，外侮與內煎並存。 抗日勝利，從重慶回到故鄉天津，老病纏身的他仍在國共兩黨之間呼號和平合作建設中國。
七十五歲那年去世，臨終最大的安慰是看到南開中學和大學在天津原址複校。
張校長的身影永遠留在學生心裡。
在沙坪壩那八年，他住在校內宿舍，每天早上拄杖出來散步巡視，看到路旁讀書的學生就過來拍一拍肩、摸一摸頭，問衣服夠不夠，吃得飽不飽。 南開的學生都必須住校，在他想，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給他的，必須好好照顧。
他那時不知道，他奮鬥的心血都沒有白費，他說的話，我們散居世界各地的數萬學生都深深記得，在各自的領域傳他的薪火，永恆不滅。
憶恩師（1）
南開教育最令我感謝的當然是學業，那六年奠定我一生進修的基礎。
除了原有的學業水準，南開中學吸引了許多由平津來到重慶的優秀師資，他們受張校長號召，住進沙坪壩校園的津南村，直到抗戰勝利，八年間很少有人離開。
津南村是我所見過最早的眷村，那一排排水泥單棟小房，住著許多令南開人津津樂道的傳奇人物。
如：數十年來令我追憶難忘的國文科孟志蓀老師，最讓學生害怕的冷豔數學老師張亞麗。 還有校務主任喻傳鑒的兩位女兒，從美國留學回來也在南開任教；「大喻」教英文，「小喻」教理科。
南開向來注重國際性，所以英文教材難度很高，這是傳統。
理化方面程度也很強，學生上了大學以後，念物理、化學如入無人之境。 數學也教得扎實，我們大概是當時最早教微積分的中學。 我那時的功課很不錯，只有數學不好，尤其是幾何，我搞不清楚為什麼有些是虛線、有些是實線？
我的觀念裡只有實線沒有虛線。
化學科的鄭老憨則是個奇人。
全校似乎很少人用他的本名鄭新亭稱他，他未教女中部，但我們每次聽男生學他用山東腔背化學公式，又說他在宿舍裡喝點酒給男生講《三國》，都羡慕得要死。 此外，他還說了許多鼓勵「男子漢」的壯語。
地理科的吳振芝老師教初中的中國史，提到臺灣時叫我們記得「雞蛋糕」（基隆、淡水、高雄），我們就在背後叫她「雞蛋糕」。
高中時，她教世界地理，常帶一本本又大又厚的洋書，給我們看世界各地圖片，開啟我們的眼界。 那一年夏初，她的未婚夫乘小汽輪在嘉陵江翻覆，噩耗傳來，我們幾個女生從她的單身宿舍門下塞進慰問信，上面寫著：「老師，我們和您一同哭......」從此以後無人稱她外號。 一九四八年初，我在台大文學院樓梯上遇見她去看沈剛伯院長，直到她從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退休，我們都保持聯繫，在她生命末程，我也去醫院見她最後一面。
我記得有一位數學老師姓伉，是創校元老伉乃如的兒子。
他教得很好，在我們女中部十分有名。 他的名字我忘了，只記得大家叫他「伉老二」，長得很高，未婚，同學們都覺得他很英俊，我不覺得怎麼樣。 抗戰時期大家都穿棉襖、草鞋，他卻獨樹一格，穿著白西裝。
影響我最深的是國文老師孟志蓀先生。
南開中學的國文教科書，初一到高三，六年十二冊是著名的，主編者就是孟老師。 初中時選文由淺入深，白話文言並重，五四以來的作家佳作啟發了我們的新文學創作。 高中課本簡直就是中國文學史的選文讀本，從《詩經》到民國，講述各時期文學發展，選文都是文學精華。
憶恩師（2）
孟老師教我高二國文那一年，更開創了中學課程少見的選修課，有高二全校的詩選（男女合班）、高三的詞選。
那兩年我已長大成人，除了必須應付別的課程，準備全國大專聯合考試之外，日日夜夜背誦詩詞。 今日靜靜回首，中國文學史中重要佳作我多已在那兩年背了下來。
除了課堂講授，孟老師對我也像個父親一樣，把認為我能看的書都借給我看，有時候他還會說：「今天我們家做炸醬麵，你來吃吧。
」那也是我記憶中好吃的東西。
南開的老師，以任何時代標準來看，都是注重性靈啟發的有識之士；和中山中學許多被學生終身懷念的老師一樣，他們都是在戰火中由北方逃到四川，追隨張校長的辦學號召，同甘共苦的。
二○○四年，我們四十三班的五十周年紀念集裡，受最多人追憶的是孟老師和鄭老師（男生說當年有百分之四十的畢業生因為鄭老憨而去投考化學和相關科系）。
另有一篇傅國湧同學《呼喚人的教育》，寫物理名師魏榮爵的故事：有一位孟老師國文課的得意弟子——四十一班的學長謝邦敏，畢業考物理科交了白卷，但在上面寫了一首詞述志，自思是畢不了業啦。
魏老師評閱考卷也寫了四句：「卷雖白卷，詞卻好詞，人各有志，給分六十。 」謝學長考上西南聯大法律系，後來在北京大學教書。 校園裡流傳著不少這樣的故事，不難理解為何南開的老師們這麼令人懷念了。
南開的體育教育也是全國著名的，每天下午三點半，教室全部鎖上，每個人必須到操場參加一種球隊，除了下大雨，天天練球、比賽，無處逃避。
最初，我以為壘球（當年甚少棒球）比較溫和，適合我瘦弱的身體，誰知跑壘卻需最大速度，我在飽受嘲笑之後，發現自己事實上是可以跑很快的。
我的好友程克詠，不高，但跑得極快，綽號「 jeep car」。 我經過鍛煉，半年後由「靠邊站」的後備球員升為班隊一壘手，初三那年竟然還成為女中田徑校隊的短跑、跳高、跳遠選手。
有位老師稱讚我跳高、跳遠像沒事似的，「飄」一下就過去了。
我父母對我的體育表現實在不能相信。
那一天，母親終於鼓起勇氣去看我比賽，大約是一百米賽跑吧，她憂心忡忡，隨時準備在我倒地時把我拎回家。 至今六十多年，我仍記得跳遠躍入沙坑前短髮間呼嘯的風，一個骨瘦如柴的十五歲女孩，首次覺得人生活著真好，有了生存的自信。
其實，體育課還有一個噩夢，就是踢踏舞。
有位高老師教了我好幾年體育，她長得很挺，身材優美。
踢踏舞是必修，學生們很規矩地跳，我老是跟不上舞步，她手裡拿著小指揮棒，常常敲我腳踝，還說：「你的功課這麼好，腳怎麼這麼笨？ 」後來她到臺灣，我們同學還去看她，我沒去，因為被她打太多次了。
我真的不會跳，也不知道為什麼我那麼笨。 我就是不會跳踢踏舞，她拿著小棍子是真的敲打，又很誠懇地說我笨，我也覺得很羞愧，一點也不怪她。
十八張床的閨房
整個中學時期，每星期六下午三點半，是我們切切盼望回家的時間——數十年來每到此日此時，我仍會期待有快樂的事發生。
南開中學因為建在郊區，所以規定全體學生住校，我家住在二裡路外，也必須住校。
那時，車輛交通幾乎是不可能的，戰時口號「一滴汽油一滴血」，我未聽聞任何人家裡有私家汽車。
女生宿舍每一間有十八張木板床，三排各六張，中間只容一人行走，床下有個小木箱放衣服。
早晚自修比照上課一樣管理，星期六下午三點半可以回家，星期日六點前回校。
我住在宿舍六年，好似在龐大的家庭中長大，充滿了團體紀律和個人興趣衝突的記憶，最有趣的時間是清晨和夜晚熄燈以後。
戰時，規模較大的機關、學校都以吹號定起居與上下課的時間，因為遷徙時買不起大鐘，更夢不到電子鐘。
每天破曉六點，天還沒有大亮，起床號吹得淒厲而且堅持。 我們掙扎著從爬著臭蟲的木板床上起來，尤其在冬天真是件辛苦的事。 在操場上排成隊的時候，山城的霧常常濃得看不清鄰班的臉。
早操之前，經常是女中部主任王文田訓話。 幾乎每個人一輩子都忘不了她說我們：「心裡長草，頭上冒煙！ 」不知為什麼，多年後重提此訓，大家都會哈哈一陣，開心得不得了。
那些年，不但女生怕她，男生也極怕她，膽子小的直到畢業都未敢走進女中部大門。
我至今仍有一段未解之謎，像她那樣冷峻的女子（我們背後稱她為獅身人面像），女中第一班畢業、留學德國的可怕人物，怎麼會在四十多歲去嫁人（名學者李書華續弦）？ 多年後，我四十多歲去紐約看她，她開門，我剛說：「您還記得我嗎？
」她就流下淚來，說：「哎呀，我怎麼不記得你們這班淘氣包呢？ 」那些年，她在霧中一開口，大家立刻忘記昨夜的夢，她的聲音像小鋼炮，用天津話說我們「野得沒有救了」，怎麼會用這麼溫暖的「淘氣包」形象記憶我們呢？
更豐富有趣的宿舍生活是在有氣無力的熄燈號之後。
睡眠不一定隨黑暗而至，沒有大月亮的晚上，確知不會跑警報，就是那十八張木板床上的人談心的唯一時間。 十七八歲的女孩子，當然憧憬愛情，課內課外的書，字裡行間都找得到愛情的暗示（那時很少「明示」），詩詞歌賦全是傷春悲秋的情境。
但是在那時的中學環境，不允許「談」愛情，更沒有人敢承認有鍾情的人，若是敢承認戀愛，大約只有開除了吧。
宿舍生活最大的困擾是臭蟲，南開中學校舍裡臭蟲鬧得很厲害。
我們回家時，行李都不准進屋子，得先放在院子裡曬，再把被子拆去洗，若有臭蟲就丟掉，有時連書裡面也都是臭蟲。 張忠謀先生的自傳也寫到南開中學的臭蟲，提到他們向校方抗議的情況。
為了對付臭蟲，每隔幾個禮拜，我們三四個女生就抬著自己的木床床板去男生宿舍旁的蒸汽室，熏床板上的臭蟲，多少會把蟲子熏掉一些。
後來發現沒用，因為臭蟲已經多到進了地板、天花板，總不能把屋子拆去燙。 晚上，宿舍在考試前會晚一兩個鐘頭熄燈，我們挑燈夜戰，就會看到那盞沒燈罩、直接由電線接上的燈泡上，一串一串臭蟲沿著電線爬下來的恐怖情景，就連地板上也有數不清的臭蟲從腳旁爬過來。
我們只能一面被蟲子爬得癢抓個不停，一面睡，沒有一個人不終生難忘的。
臭蟲是無可奈何的，學校也解決不了，因為那時沒有辦法消毒。
抗戰時沒有 DDT，若有，就是神奇得不得了的東西。 直到我們畢業離開，才脫離臭蟲的威脅。 至於蚊子、蒼蠅，更不用提了。 即使如此，南開已經算是很講究的學校了，餐廳裡還有紗罩。
只是再怎麼講究，也擋不住困難環境裡的衛生難題。 回想我們的少年時期，沒有一個人不是被臭蟲咬大的，真是不容易。 唉，那和日本飛機一樣可惡的臭蟲，也幾乎是鋪天蓋地似地纏住了我們，是另一場噩夢，我若開始寫它們，只怕停不了筆。
那些年全靠年輕的血肉之軀抵抗。 ”
《時與潮》雜誌與辯論賽（1）
高中時，我敢於主編學校的女中壁報並且動手用毛筆揮寫一部分版面（我那清晰生硬的印刷體和後來教書寫黑板的英文板書使我終身寫不出瀟灑的字），後來在辯論會上有憑有據地駁倒對方贏得勝利，主要是我有來自《時與潮》雜誌社的最新資料，甚至有許多是英文原文、世界權威的著作。
《時與潮》是一九三八年由京滬撤退到漢口後，困坐愁城，幾位東北知識青年請我父親擔任社長並籌錢辦一本專門介紹國際現況的雜誌，使人民知道外面世界的情勢，出刊之後相當成功。
一九三九年撤退到重慶不久，印刷廠所在的那條街被炸毀，父親找到一部舊機器，搬到沙坪壩外成立印刷廠、編輯部，從此安定出刊。
戰時重慶 真可說是人文薈萃的中心，除了政府人員，大多數的知識份子、學生，用各種方式來到重慶，不僅為了不願做侵略者的順民，還要前來貢獻自己的力量，參加長期抗戰。
《時與潮》在漢口出刊不久即建立聲譽，到重慶後增加編輯人手就順利多了。
最早的工作人員多是國內名校外文系的高才生，當時已有寫作經驗的劉聖斌、鄧蓮溪等先生由東北協會推薦而來（東北與華北淪陷以後，我父親的工作由組織地下武裝抗日轉為文化與教育工作），加入陣容。
到了沙坪壩，因地利之便，聘請中央大學教授賈午（立南）先生為總編輯，編譯人員大多數由中大、重慶大學的教授兼任。 四、五年後又公開招聘了許多譯寫好手，其中最年輕的編輯如吳奚真、何欣、汪彝定等。
他們來台後在文學教育、經濟方面都很有貢獻，《時與潮》是他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 後來，汪先生被中美合作善後救濟總署派來臺灣，我一九四七年來台大，他常在週末借吉普車帶何欣先生與我去臺北近郊遊訪名勝。
他們回憶在《時與潮》工作時的挑戰、抗日生活的苦樂，以及戰後國內外種種變遷，話題源源不絕，數十年後仍常聚談，趣味無窮。
當年為爭取第二次世界大戰最新資料，《時與潮》派出劉聖斌先生駐倫敦，鄧蓮溪先生駐華盛頓，負責搜集、閱讀每日報紙（與《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都有中譯版權）和最新雜誌、書刊，將重要適用的剪報、論述篇章加上大事分析寄往印度，由駐印度特派員沈旭宇交航空班機飛越喜馬拉雅山的「駝峰」——戰時，英美援華軍用與生活物資皆由印度轉往重慶，
張大飛飛行初期常被派往印度將美援飛機開回中國雲南和四川，大約七天可到重慶。 編輯部收到後，立刻日夜趕工中譯，讓《時與潮》的文章一直能保持半月刊的新知要求與時效性。
在那個時代，那樣遙遠的內陸山城，《時與潮》是很受歡迎的刊物，政府與民間都很重視，幾乎每次出刊立即銷售一空。
許多人說那是水深火熱的戰線後面的一扇窗戶，讓我們看到外面的世界。 美國參戰前後，半月刊經常加印四五次，機器都熱得燙手。 《時與潮》選材之精准，譯筆流暢，立論之高，在那時很少有刊物能與之競爭。
《時與潮》辦公室離我家不遠，大約五十米，中間隔著大片水田，從家裡可以看到辦公室的燈光。
每期出刊前，父親為了熬夜看稿乾脆睡在辦公室，只要是父親在那兒，我母親就會看那燈光，燈光沒熄，母親也不睡覺。 對他們這一輩的人來講，這表示感情吧！ 我記得那燈光總是到淩晨一兩點才熄。
《時與潮》雜誌與辯論賽（2）
每星期六下午三點半我奔出校門，走過鎮上唯一的大街，右首一條小徑引向那幢小小的白色房子，我總是先到編輯部看看爸爸有沒有在裡面。
他週末兩天由重慶城裡回家，會先到社裡看新到的資料和譯稿，開會，定下一期篇目。 我由沙坪壩經過時，一定會買一大包花生，到爸爸小小的社長室裡，坐在他連夜看稿時睡的單人床上剝花生吃（他桌上有稿子，不許我們碰）。
如果他不在，我就剝出一大把最好的花生，放在一個土燒小瓦缽裡留給他。剝花生大約是他那時代四十歲的人，尤其是政界，絕不會主動做的。 有一天，他告訴我以後再不可以坐在他床上吃東西了，因為前一晚有一隻老鼠到床上咬了他的鼻子一口。
我上高中以後，編輯部叔叔們大約覺得我該有超過吃花生的知識，對於我由淺入深的問題也比較看得起了，常將他們不用或用過的有趣英文稿子借給我看，有風土異聞、文化趨勢等。
後來，我隨雜誌社到防空洞去躲警報時，總編輯賈午伯伯最喜歡說：「來來，我來考考你。 」他考我的那些章句，指引我讀英文文章的重點，早已超出高中英文範圍（南開的英文水準已比別校高）。
如此日積月累，到大學聯考時，英文科英翻中的題目是英軍三十八師在緬甸深入叢林與我軍會合的故事，對我而言是小場面，如果敢放肆的話，會當場大笑三聲。
駐英特派員劉聖斌先生也教了我很多英國的事情和禮貌，他來台後做了「立法委員」，但不久就去世了。
另一位駐美特派員鄧蓮溪先生，從大陸來臺灣時坐太平輪，失事喪生。 他太太先來，行李也都運來了。 他死後，太太打開行李箱，箱裡有很多書，她就叫我去選，因為他是外文系的，我拿了一些他的書。
睹物思人，回想他們在那間編輯室裡日夜趕稿的情景，不勝欷歔。
高二上學期，我被指定參加全校性的辯論社。
開學不久，九月下旬即得代表高二出賽。
辯論的題目原是男女生的讀書趨向之類，海報貼出後，有一天張校長散步看到了，說：「都什麼時候了，天天跑警報，還教孩子們辯論這‘沒有出息’的問題。
」指導老師連忙把主題改為「美國會不會參戰」。
這題目貼出去，在文化中心之一的沙坪壩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麼嚴肅、重大的問題，高中學生怎麼敢去公開辯論？
原選出的六個人（正反二方各三個人）也非常惶恐，都想退出。 老師說，南開精神就是允公允能、勇敢接受挑戰，不可以退出，叫大家加緊準備。
這實在是遠超過我們能力的大問題，雙方都動員了家長。
反方：辯論美國不會參戰，有一位同學的父親是戰時一家大報的主筆；我站在正方：美國會參戰，有專門分析國際局勢的《時與潮》作資料庫。 其實雙方都有資料的後援，這已是同學間公開的秘密。
我父親覺得這題目對一群「毛孩子」來說太大了，只笑著對我說：「輸了不要哭就好。
」編輯部的叔叔們意見甚多，教我由原文資料中歸納為清楚的九項，分給同組三人掌握。 整整一個月，我們三人儲備了豐富的內容，而且必須保密，老師說，這才能出奇制勝。 辯論會的情景仍歷歷在目，至今仍記得上禮堂講臺時的緊張和後半場答辯時的冷靜自信。
我一生讀書記憶力甚好，能將紙上資料適時用上。 當時侃侃而辯，苦戰之後我們是贏方。 我有生以來首次知道自己可以不做哭娃娃，也第一次明白，勝利的代價不全是快樂。
《時與潮》雜誌與辯論賽（3）
贏了辯論後的週末，我由女中的「受彤樓」經行政中心「范孫樓」出大門回家。
對面的高中男生教室視窗照例站滿了「看」女生的人，他們看到我走來，大聲地用劉半農《本事》的歌詞改唱：「記得當時年紀小，你要參戰，我不要......」然後喊：「快步走！ 一、二，一、二......」我幾乎半跑步奔出校門。 以後每次經過都疾行而過，因為他們又在喊：「飛毛腿！
加油！
三個月後，十二月八日，日本海軍在淩晨一點突襲夏威夷的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西方同盟國家全體對日宣戰，全球局勢立刻明朗化，中國不再孤獨。
已獨力抗戰五年，困頓不堪的重慶立刻成為亞洲最大盟國中心，一切有了希望，我那中學生的「論點」全都正確，年輕的心確曾沾沾自喜了許久。
有一天在飯桌上，爸爸靜靜地對我說：「你贏了辯論會可真不容易，可見讀書已知道重點。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能說什麼，而是能想什麼。 」父親一生常在我頗為自滿的時刻說：「可真不容易啊，但是......」引領我進入深一層思索，雖然當時有悻悻然之感，但我一生處逆境時，多能在不服氣之後，靜靜檢討，實得之于父親的這種開導。
《時與潮》的業績蒸蒸日上，除了政論半月刊，後來又增加《時與潮副刊》（月刊，介紹生活、醫藥、社會等各方面新知）以及《文藝雙月刊》，創刊後銷路也很好。
同時，又獲美國駐華大使出面將《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中文版授權給《時與潮》出版，當然也廣受歡迎。 另外，編輯部以特約和兼任方式聘請文學界、學術界著名作者中譯許多英、美、法文著作，如：以分析現勢及歷史為主的《法國的悲劇》、《巴黎地下二婦女》、《羅斯福傳》、《拉丁美洲內幕》、《世界大戰中的印度》等數十種專書，風行一時。
純文學作品中，最暢銷的是《高於一切》（This Above All），描寫英國一位護士和軍人的戰爭生死戀，故事動人，暢銷到幾乎人手一冊。
這本書還在翻譯時，我已先睹為快。 我經常去編輯部湊熱鬧，當他們休息時，會把原文書借我看，由於只有一本，還是從印度經「駝峰」運來的，萬分珍貴，我像禿鷹一樣趁他們工作的空隙搶讀，有幾個晚上我把書帶回家，第二天清早趕快去還，因為人家要工作。
除了出版，父親于一九四一年初春在沙坪壩大街上最好地點租屋設立「時與潮書店」，寬敞明亮。
除了陳列自己出版的書刊，也齊備古典作品及戰時能搜集到的各種書刊。 因為不以營利為目的，所以歡迎學生翻閱，有的書甚至翻破再補。 戰時，許多學生無錢買書，坦然地去「時與潮書店」一本本翻閱，吸收知識。
有些人說，那真是一座最「跟得上時勢」的圖書館；也有人（如趙淑敏）回憶，說那是她的啟蒙學校。
每週我由南開回家的路上必去「時與潮書店」還書，回校時再去借取新書。
只要是能讀的書，我很少遺漏。 國共合作那幾年，有不少俄文中譯作品，除了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令我敬讀膜拜之外，記憶深刻的還有高爾基的《母親》，另一本《露西亞之戀》，只記得書名很吸引我，內容、作者則忘了。
當時左傾文壇捧得最厲害的一本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奧斯特洛夫斯基（ Nikolai A. Ostrovsky）著，是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一個工人的自述，那種強烈鮮明的政治意識是當時的我讀不懂的。
有「時與潮書店」這樣又大又新的書庫，我讀遍西方名著的中譯本。
當年敢譯書出版的，多數是中文根底深厚又研究西方文學的文學界、教育界人士。 在電視出現前的歲月，出版界沒有生存的威脅，彼此競爭亦不大，出書是唯一能出頭露面的方式，可以建立真正的社會地位。
出版界的編輯者都有相當高的眼界與權威，不屑僅以銷路為考量。 但是那時的白話文比較拘謹，不似今日的輕鬆流暢。
戰時因為紙張品質不好、印刷困難，有一些真正令我感動的書，多翻幾次就出現磨痕。
高中畢業後等聯考放榜那段時間，我買了當年最好的嘉樂紙筆記，恭謹地抄了一本紀德（ André
Gide，1869— 1951）《田園交響曲》和何其芳、卞之琳、李廣田的詩合集《漢園集》，至今珍存，字跡因墨水不好已漸模糊。 簡媜辦的大雁出版社在一九八九年春季出版了仿古典線裝本的何其芳《畫夢錄》，我也是以重逢老友之心珍藏的。
在我成長的關鍵歲月裡，《時與潮》帶給我的影響極為深遠：既奠定我一生追求知識的基礎，也打開眼界，學習從宏觀角度看事情。
這是我最感謝我父親的地方，雖然我是女兒身，但他對我的教育非常認真。
大轟炸
生命充滿反諷，今日思之，確實有許多令人啼笑皆非之時。
我開始談文論藝是在晴天和月夜逃警報的時候。
初中時期思想單純，常在疏散四郊時講一講課本上的難題和同學間的小喜小悲，雖然害怕，有時覺得不上課（尤其早上的數學課）出去跑跑也很有趣。 但是，跑掉的課都會在昏昏欲睡的晚自習時補上。
高一那年轟炸得最厲害，傷亡慘重。
《時與潮》社在政府號召下，也在山坡下修了一個較堅固的防空洞，裡面置一張小書桌和許多木凳，可以容納二十人左右，裝了電燈，備有水與乾糧，讓編輯部可以一面躲警報一面趕稿子。父母親也叫我空襲時立刻由小徑穿過稻田回去躲警報，學校亦鼓勵高中的帶初中三五人到安全地方躲避。
我常帶爸爸好友洪蘭友伯伯的女兒洪嬋和洪娟回去，解除警報後順便回家吃一頓飽飯再回學校。 防空洞外，死亡的威脅不曾停歇，但在活著的分分秒秒裡，聽大人們談論時局、分析時事，對我都是寶貴的啟發。
那時，轟炸的聲音在耳內迴響，但防空洞內所讀書籍的內容也在心裡激蕩。 回校路上，常是我講述書中故事的時候，這大概是那個年代舒撫恐懼的唯一方式吧。
我有幸（或不幸）生在革命者家庭，童年起耳聞、目見、身歷種種歷史上悲壯場景，許多畫面烙印心中，後半世所有的平靜及幸福歲月的經驗，都無法將它們自心中抹去；這當中，最深刻、持久的是自十三歲到二十歲，在我全部成長的歲月裡，日本人的窮追猛炸。
每一天太陽照樣升起，但陽光下，存活是多麼奢侈的事。
回憶六十年前種種暗夜恐懼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
重讀抗戰歷史，即使是最簡單、一目數行的《民國大事日誌》（一九八九年，臺北，《傳記文學》），翻到一九四 ○年八月，除國際要聞、前線戰報外，記載著：
九日：日機六十三架空襲重慶。
十一日：日機九十架空襲重慶，被我擊落五架。
十九日：日機一百九十余架狂炸重慶市區。
二十日：日機一百七十架又狂炸重慶，市區大火，民眾損失慘重。
二十三日：日機八十余架空襲重慶。
九月十三日：日機四十四架襲重慶，被我擊落六架。
九月十八日：東北淪陷九周年，李杜報告，東北義勇軍上半年作戰共三千二百余次，平均每日對日寇出擊二十次。
十月七日：昆明激烈空戰。
十二月二十九日：美總統羅斯福發表「爐邊談話」，宣示中、美、英三國的命運有密切關係，美國決心負起民主國家兵工廠之職務，美國將以大批軍需援助中國。
在他著名的「爐邊談話」中，羅斯福說，今日世上已無處可尋世外桃源的香格里拉——這是一九三三年英國作家詹姆斯 . 希爾頓（
James Hilton，1900—1954）所著《失去的地平線》（Lost Horizon）地名，舉世聞名至今。
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日寇飛機夜襲重慶市，校場口大隧道發生窒息慘案，市民死傷約三萬余人。
報導指出，日機投彈炸大隧道各面出口，阻斷逃生之路，救難人員在大火中打通兩三個出口，隧道內市民多已在窒息之前自己撕裂衣服@?，前胸皮肉均裂，臉上刻滿掙扎痛苦，生還者甚少。
這一頁頁血跡斑斑的記載，可見日本人之狠毒，這樣的殘忍，促使戰時抗日的更大團結。 這段歷史上不容漏載的國仇，我至今仍感憤怒悲傷。
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日機開始對重慶進行日夜不停的「疲勞轟炸」，幾乎每日一百多架分炸四川各地，有些小城半毀，其目的在摧毀中國人的抗戰心防。
至十三日，一周之間，日以繼夜(@X夜以繼日)，無六小時之間隔。
重慶市內飲水與燈光皆斷，人民斷炊，無家可眠，但在這種淩虐下，抗戰意志卻更為堅強。 此日，八十六架又來狂襲，在蔣委員長駐紮的曾家岩三度投彈皆未命中。 同月三十日，襲黃山軍事會議會場，死傷衛士數人，國民政府大禮堂被炸毀。
整個八月，在與南京、漢口並稱為三大火爐的重慶，仲夏烈日如焚，圍繞著重慶市民的又是炸彈與救不完的燃燒彈大火，重慶城內沒有一條完整的街，市民如活在煉獄，飽嘗煎熬。
有一日，日機炸沙坪壩，要摧毀文化中心精神堡壘；我家屋頂被震落一半，鄰家農夫被炸死，他的母親坐在田坎上哭了三天三夜。
我與洪嬋、洪娟勇敢地回到未塌的飯廳，看到木制的飯盆中白飯尚溫，她們竟然吃了一碗才回學校。 當天晚上，下起滂沱大雨，我們全家半坐半躺，擠在尚有一半屋頂的屋內。 那陣子媽媽又在生病，必須躺在自己床上，全床鋪了一塊大油布遮雨，爸爸坐在床頭，一手撐著一把大油傘遮著他和媽媽的頭，就這樣等著天亮......
那就是我最早的青春歲月的場景。
死亡可以日夜由天而降，但倖存者的生命力卻愈磨愈強，即使只有十七八歲，也磨出強烈的不服輸精神，也要發出怒吼。
大學聯考
高三時，我決心考大學只填三個志願：第一志願是西南聯大哲學系，第二志願武漢大學哲學系，第三志願西南聯大外文系。
中央大學因在沙坪壩我家門口所以不填，我希望上大學可以遠行獨立。 據說男中部有人只填一個志願，當年的南開精神頗為過度自信，但似乎也很少失敗。 我之所以選擇哲學系，乃是幼稚地想向父親挑戰：你到德國讀哲學，我至少也可以遠赴雲南昆明去讀哲學，探索人生深奧的意義。
下定決心後，從此全心準備讀哲學系，連我最敬佩的孟志蓀老師勸我讀中文系，我都不聽，還力陳淺見哩。
我記得我們準備聯考，也和現在的考生一樣辛苦。
南開中學裡有很多學生更辛苦，因為戰時他們的家不在四川、重慶，只能以校為家，所以學校的自修室每天開放到晚上九點，願意的學生可以留校讀書，直到聯考結束。 不過不許點燈，因為怕火災，雖如此大家還是喜歡去學校讀書。
我家就在沙坪壩，但我也到學校念書。 當年聯考也是七月，重慶是三大「火爐」之一，夏天極酷熱，我記得鐵椅椅背都曬得燙人，可是我們還是坐在那椅子上拼命讀，有時坐著還想打瞌睡。
靠著英文和國文遮補了奇慘的數學分數（只有四十八分），我考上第二志願國立武漢大學哲學系。
但第三志願西南聯大外文系竟在放榜後不久，來信通知南開說我的英文分數高，歡迎我前往就讀，但是我當時一知半解，執意「追求真理，思考人生」，決心讀哲學系。 誰知一年後在武大受朱光潛老師勸告，仍轉入外文系，一生命運似已天定。
終我一生，人生、真理似乎都非我思考能解。
關於南開，使她揚名于世的是校友。
南開著名的校友，自第一屆的梅貽琦（一九 ○八年）和喻傳鑒（負責校務數十年）以及後期的周恩來、吳大猷、曹禺（萬家寶）、吳納孫（鹿橋）等，名單可以達「一裡路長」。
一九四九年國府遷台時，南開出身的有大使十多人，部長四五人。 近年在自傳中敘述南開中學影響的有張忠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溫家寶。 南開大學與西南聯大的校友更多，但這已在我成長教育回憶的「感情範圍」之外。
我認為在南開中學已滿百年的歷史中，家長名單似乎更為精彩，幾乎可以自成一本近代史。
最早的梁啟超、袁世凱、黎元洪、段祺瑞、胡適、張學良、張自忠、翁文灝、汪精衛等。 抗戰時，在重慶南開我與馬寅初的小女兒馬仰峰同班三年，抗戰時期的名將（大約都在四五十歲年紀）泰半都有兒女送來，因為住校，免去他們的後顧之憂。
同學間似乎沒有人注意到別人的家世，因為大家都差不多。 我至今記得當時與華北名將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比我高一班）在宿舍談文論藝的情形。 抗戰勝利後，內戰的轉捩點是原在北平「抗共」的傅作義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回應共產黨的「停止內戰，和平統一」，後來我讀到他的女兒是勸降者之一。
在我迷戀詩詞、神馳于文學，對政治除了抗日愛國@! 之外幾乎是「無知」的那些年，原來另一場風暴已經在醞釀了。
來自雲端的信（1）
在那個寫信是唯一通訊方式的時代，沙坪壩六年，張大飛成了我最穩定的筆友。
我上初中時他已開始飛驅逐機，前兩年參加重慶上空驅逐任務，大約曾去我家五六次。
我大妹甯媛已經上南開小學，小妹星媛每天也跟著去「玩」（她把小姐姐的書全背得出來）。 那時的我是家中唯一愛寫信的人，大飛四哥（在他家中排行）不駐重慶時，每週用淺藍航空信紙寫信來，他的家人一直聯絡不上，他說，我們就是他唯一可報平安的家人了。
他寫信如寫家書，我因此萬分感動，必回他的信，那些信如果帶出來了，當是多麼可貴的戰時青年成長史 !
我們那樣誠摯、純潔地分享的成長經驗，如同兩條永不能交會的平行線。
他的成長是在雲端，在機關槍和高射炮火網中作生死搏鬥；而我卻只能在地面上逃警報，為災禍哭泣，或者唱「中國不會亡」的合唱。 我們兩人也許只有一點相同，就是要用一切力量趕走日本人。
他的生活何等輝煌，而我只有中學女生那一片小小天地。
初中時，我常抄些國文課本裡感時憂國的文章如《李陵答蘇武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韓愈《祭十二郎文》、袁枚《祭妹文》、史可法《答多爾袞書》等。 漸漸地也寫些課外讀的，女孩子最迷的《冰島漁夫》、《簡愛》，甚至《葛萊齊拉》 [1]這種「多情得要命」的散文詩，他似乎都很有興趣地與我討論，但每封信結尾都有注意身體、不要讓媽媽操心之類的訓勉。
我上了高中，他已身經百戰，信中內容也比以前初中生活大為拓寬。
凡是校內一切有意義的活動，周會的名人演講，我辦的壁報，寄前線戰士慰勞信，為轟炸後重建新居的捐款活動等，他都很有興趣。 有時我也寄一兩本「時與潮書店」的好書給他。
這些信，他說，是他唯一的家書，最大的安慰。
漸漸地，他寫了更多關於《聖經》的話，並且很欣賞我抄寄給他孟老師詩選、詞選的課本，他說這是他靈魂又一重安慰（多年來，他是唯一常常和我談靈魂的人）。
他幾乎和我同步修完孟志蓀老師的詩詞選。
他當然喜歡蘇東坡和辛棄疾，說那種豪邁是男兒所當有，也同意秦少游的《踏莎行》結語「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有大氣魄，但是對於我很欣賞皇甫松《夢江南》「蘭燼落，屏上暗紅蕉，閑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瀟瀟，人語驛邊橋」卻不以為然，說我年紀輕輕，怎麼喜歡這麼蒼涼的境界！
他的信，從寄到湖南的第一封寫他入伍訓練的磨礪，到他由美回國選入飛虎隊（ The
Flying Tigers），常常附有照片，從穿著棉軍服疾行軍到站在鯊魚嘴飛虎戰鬥機前穿飛行裝的各種照片，七、八年來也累積了不少。
在戰火中他已成長，開始他豐實的一生（如果那能稱為「一生」），這一切因為他被挑選參加了陳納德（ Claire
Lee Chennault， 1893—1958）的飛虎隊，與美國志願軍並肩作戰。 一九四一年，在雲南的基地，他遇到了美國的隨軍牧師。 多年來他陷於宗教與作戰之間的心理衝突，在與這位長老會牧師的談話中得到了一些紓解，到美國受訓時與基地隨軍牧師朝夕相見，他們認為保衛家鄉是正義之戰，減少民間無辜的傷亡，是軍人天職。
這給了他一條精神上的出路，使他能在殺伐與救贖間求取一些心靈的平安。
來自雲端的信（2）
漸漸地，他不多寫戰爭的事，開始說打完仗後要去當隨軍牧師，但是仗要先好好打，絕不能讓日本鬼子打贏。
他的語氣中全是英雄氣概，充滿了張校長演講勉勵我們「中國不亡，有我！ 」的氣概。
陳納德和中國空軍的關係，似乎只能說是一個緣分，他是在美國空軍一次競技小組的飛行特技表演時，受到中國空軍代表觀禮的毛邦初注意。
一九三七年，陳納德已經四十五歲了，沒有功成名就，因病退役，五月底接受了中國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宋美齡顧問之聘，乘輪船在中日戰爭爆發前一個月抵達上海。
他在中國最艱困的時候説明訓練初創的空軍。
他所招募的美國志願隊，由昆明泥濘的機場迎戰，出擊日軍，成為舉世聞名的「飛虎隊」，但是飛機前艙漆的是張開大嘴的鯊魚頭，他們以少擊多打下了數倍的日機，減少了許多中國軍民的傷亡，在抗戰中成為家喻戶曉的神奇故事。
有人稱他是冒險家，但是他講究戰略，訓練嚴格，與戰鬥員同甘共苦，大家才能以高超的技術升空驅敵。
兩年後，他回美國度假，坐在家中溫暖的壁爐前，竟不禁想著中國戰場上那些燃燒的城市，以及中國飛行員所駕駛的老式戰鬥機從空中掉下來的情景。
看到滿桌精美的食物時，想到中國農民和他們可憐的糊口之糧，他開始和家鄉過著幸福日子的人話不投機了。 兩個月後，他回到中國，得到蔣夫人和中國空軍全力的信託，加緊訓練年輕的中國飛行員，增強戰備。
珍珠港受突襲後，志願隊正式編入美國陸軍航空隊，陳納德于一九四二年三月被任命為駐華第十四航空隊指揮官，受蔣委員長領導，總部設在昆明，支援緬甸的英美盟軍，主要戰場在保衛西南各省。
張大飛于一九三七年底投軍，入伍訓練結束，以優良成績選入空軍官校十二期，畢業後即投入重慶領空保衛戰，表現甚好，被選為第一批赴美受訓的中國空軍飛行員。
一九四二年夏天，他由美國科羅拉多州受訓回國，與十四航空隊組成中美混合大隊，機頭上仍然漆著鯊魚嘴，報紙仍舊稱他們為「飛虎隊」。
他到沙坪壩我家，媽媽說美國伙食好，他更壯了，也似乎還長高了一些。
新晉階中尉的制服領上飛鷹、袖上兩條線，走路真是有精神！ 此次告別，他即往昆明報到。 由報紙上知道，中美混合大隊幾乎每戰必贏，那時地面上的國軍陷入苦戰，湖南、廣西幾全淪陷，空軍是唯一令我們鼓舞的英雄。
他的信，那些仔仔細細用俊秀的字寫在淺藍色航空信紙上的信，裝在淺藍的信封裡，信封上寫著奇奇怪怪的地名：雲南驛，個舊，蒙自...... 沿著滇緬鐵路往緬甸伸展。 他信上說，從街的這一頭可以看見那一端，小鋪子裡有玻璃罐子，裝著我大妹四歲時在逃難路上最愛吃的糖球。 飛行員休假時多去喝酒，他不喝就被嘲笑。
有一次喝了一些就醉了，跳到桌子上大唱「哈利路亞......」從此沒人強迫他喝，更勸不動他去跳舞，在朝不保夕的人眼中，他不肯一起去及時行樂，實在古怪。
在他心中，能在地上平安地讀《聖經》，看書報，給慧解人意的小友寫家書比「行樂」快樂多了。
有一封信中，他告訴我：前天升空作戰搜索敵跡，正前方雲縫中，突然出現一架漆了紅太陽的飛機！
他清清楚楚地看到駕駛艙裡那人的臉，一臉的驚恐。 他來不及多想，只知若不先開槍，自己就死定了！ 回防至今，他忘不了那墜下飛機中飛行員的臉。 ——我沒有看見，但是我也忘不了那在火焰中的臉。
是的，不論在信上他是如何傾訴他的矛盾、苦惱和思家之情，在戰火燎燒、命如蜉蝣的大時代裡，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種英雄，是一個遠超過普通男子、保衛家國的英雄形象，是我那樣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褻瀆」的巨大形象。
高二那一年暑假，吃過中飯，我帶他穿過中大校園去看嘉陵江岸我那塊懸空小岩洞。
太陽耀眼，江水清澄，我們坐在那裡說我讀的課外書，說他飛行所見。 在那世外人生般的江岸，時光靜靜流過，我們未曾一語觸及內心，更未及情愛。 ——他又回到雲南，一去近一年。
一九四三年四月，我們正沉浸在畢業、聯考的日子裡。
有一天近黃昏時，我們全都回到樓裡準備晚餐了，一個初中女孩跑上來找到我，說有人在操場上等我。
我出去，看到他由梅林走過來，穿著一件很大的軍雨衣。
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說：「邦媛，你怎麼一年就長這麼大，這麼好看了呢。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讚美我，那種心情是忘不了的。
他說，部隊調防在重慶換機，七點半以前要趕回白市驛機場，只想趕來看我一眼，隊友開的吉普車在校門口不熄火地等他。
我跟著他往校門走，走了一半，驟雨落下，他拉著我跑到門口范孫樓，在一塊屋簷下站住，把我攏進他掩蓋全身戎裝的大雨衣裡，摟著我靠近他的胸膛。 隔著軍裝和皮帶，我聽見他心跳如鼓聲。
只有片刻，他鬆手叫我快回宿舍，說：「我必須走了。 」雨中，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門口，上了車，疾馳而去。
這一年夏天，我告別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長江遠赴川西。
一九四三春風遠矣。
今生，我未再見他一面。
三江匯流處——大學生涯（1）
白塔街女生宿舍
我所記得的大學生活不是從美麗的樂山城開始，而是由女生宿舍開始。
我一生住了將近十年的女生宿舍，八年在戰時，兩年在勝利後「復員」初期。
當時宿舍的設備很簡陋，都是晚上九點熄燈，但氣氛大不相同，大學宿舍當然比較自由，在熄燈以前可以自由出入。 樂山白塔街的女生宿舍被稱為「白宮」，是一幢木造四層樓建築，原是教會為訓練內地傳教士而建的，所以勉強可以容納百人住宿，自成院落也相當安全。
因在戰時無力修繕，已頗老舊，既不白也非「宮」，但比借住在寺廟或祠堂的六處男生宿舍好很多，大約因為坐落在白塔街而得名吧（我也始終未見白塔）。
唯一的舍監是朱君允女士，她的作風與南開那位無時不在的嚴師王文田完全不同，很少管我們，連露面都不多。
我那時以為她是名劇作家熊佛西的太太，而且離了婚，大約應該是孤高神秘的女子，不必「涉入凡塵」管些衣食住行的瑣事。 在我記憶中，管我們生活的只有坐在宿舍進門的工友老姚（據說男生稱他姚老爹或姚大帥）。
今日想來，他豈止是那每天晚上準時拿把大鐵鑰匙鎖大門，放下木門閂的鐵面無私的小老頭；他裡裡外外什麼都管，一切都了若指掌。 那一百多個女生的資料全在他的腦袋裡，簡直是莎士比亞喜劇裡的厲害人物。
他長得甚矮，頭頂差不多全禿了，我不記得看過他的頭髮，成年穿一件黑灰色棉袍——暑假時我們都回家了，不知他的穿著，他笑和不笑的時候全排上牙都露在唇外。
我跟學姐們帶著那些可笑的鋪蓋捲進了宿舍大門，似乎是向老姚報到的。
他告訴魯巧珍她們到二樓，領著我過一個小小的天井，左邊角落一間屋子，指著最裡面的一個上下鋪床位的上鋪說：「你住這裡。 」那床靠著屋子唯一的窗子，我原有些慶倖，但很快發現，這窗開向白塔街，為了安全起見，由外面用木條封住了。
這一夜，天一直沒有亮，亮了我們也不知道。
住在我下鋪的趙曉蘭是數學系的，比我早來三天。
她帶我到廁所和咫尺之外的餐廳；小天井的右邊是一排木板搭蓋的浴室，隔成八小間，水泥地上有一個木架放臉盆。 往門口走有一個架高的巨大鐵鍋，每天早上開了門就有水夫由水西門挑水來裝七分滿，在鍋下燒煤，我們拿臉盆走上小石階去舀水。
我們那間房是全宿舍最後的選擇（如果可以選擇的話），上下鋪木床相當單薄，學校倉促遷來，全市的木匠都忙不及做課桌椅和床，但相較于男生，女生已得了很多優待。
我們兩人都瘦，但是翻身或上下，床都會有些搖動。上鋪沒有欄杆，我總怕半夜會摔下去。 有一天半夜，我突然發現床微微顫動已許久了，便向下問：「你也睡不著嗎？ 」趙曉蘭說：「我每晚聽你躲在被裡哭，我也好想家......」從此，我和她有一種相依為命的感情。 每天吃完了宿舍的一缽菜和湯的晚飯後，一起到白塔街轉陝西街到縣街「探險」，找一點可以吃飽的零食。 下雨天撐一把傘互相扶著走，石子鋪的路長年滑溜溜的，街的轉角處就是水西門，從清晨到日落，無數的人從大渡河挑水上來，扁擔兩端的木桶搖到各家水池已潑了大約三分之一在石子路上。
第一天上課是魯巧珍帶路的，她讀經濟系二年級。
文法學院在文廟上課，總圖書館也在文廟。 武大是遷校至後方時帶出圖書最多的大學，也頗以此自傲。 此後四年，我們的教材多由班代表借出書，分配給同學先抄若干再去上課。
所以由文廟出來，大家都先去買筆記本。
三江匯流處——大學生涯（2）
由文廟門前月珥塘石階左首上叮咚街，到府街、紫雲街，走許久才到嘉樂門大街找到嘉樂紙廠的門市部。
進門第一眼所見，令我終生難忘，簡直就是樂園中的樂園景象！ 寬敞的平面櫃上、環繞四壁的木格架上，擺滿了各種雅潔封面的簿子，各種尺寸大小皆有，淺藍、湖綠、蝶粉、鵝黃...... 厚冊並列，呈現出人生夢中所見的色彩！
那著名于大後方的嘉樂紙有千百種面貌，從書法珍藏的宣紙，到學生用的筆記簿都是藝術品，是由精巧的手，將峨嵋山系的竹木浸泡在流經嘉定樂山大佛腳下的岷江水製成。
一位博物館專家說，數百年後芳香仍在紙上。 我何等幸運，由這樣一個起點記憶那住了三年的山城。
由嘉樂紙廠出來，她們帶我經安瀾門下石階到蕭公嘴去看岷江和大渡河交匯的洶湧激流。
那樣宏偉開闊，留給我的印象遠勝於那座世界聞名、建于西元七一三至八 ○三唐朝年間的大佛。 由於它的歷史和觀光價值，樂山城在「文革」後，被「現代化」到難以辨認了。
哲學系新生
一年級那一年，大學功課幾乎全無挑戰，哲學概論和經濟學需要聽講，但講義簡單又沒有指定參考書，即使指定了也沒有書，圖書館裡專門的書由各系分配。
武大老師似乎都有默契實行低分主義，考得再好也得不到九十分。大一國文和英文不比南開的程度高，進度又很慢。 記得英文老師講一課書時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念「blackbird」，同學們就在背後如此稱他。 必修的體育簡直就是笑話，我不記得有真正的操場。
這一年我有足夠的時間想清楚自己的處境與心境。
一整年似乎都在飄浮狀態，除了那上鋪的床和床前兩尺長的一片木桌，此外別無屬於我的空間。 宿舍二樓有一間自修室，窗大明亮，晚上燈光較足，大約有三十個座位，但永遠被高年級同學占滿。
宿舍屋內電燈極為昏暗，白天又無日光，反而是在九點熄燈之後，有功課要做的人點起各人自己的小油燈（最原始的那種有座半凹的瓷碗，倒一些桐油，放二三莖燈芯草用火柴點燃）。
考試之前，奢侈一下，點小小的蠟燭。
冬天冷時，唯一的房門也不能開，空氣污濁，八個人也都得那麼過一周七天，只有盼望暑假回家吃飽一點，睡好一點。
後來曾誇張地回憶說，那一年能活著回家是因為宿舍旁邊有一個小屋子裡詹師傅的家庭式糕餅，至今仍覺得是最好吃的麵包；在宿舍裡有老姚的花生米，五元一包，小小的紙筒封著一小把，解饑養身，香脆千古。
當年女同學在半世紀後的回憶中，無人不提上一筆！
剛到樂山，我幾乎是亦步亦趨地跟著魯巧珍和余憲逸她們的腳步，認識了那個小城。
南開校友會是我參加的第一個社團。 他們的迎新活動，不只是吃喝，還有一些遠足；走二三十裡到名勝去坐茶館，如楠木林，是格調極高的私人庭園，比著名的烏尤寺和淩雲寺更令我流連。
我至今仍羡慕至極的茶館文化，大約是男生的專利吧。
男生口中的女生宿舍「白宮」，據雲比男生宿舍舒服多了。 散佈在小城的六座男生宿舍，一半是香火不盛的廟宇，一半是簡陋搭蓋的通鋪。 它們的名字倒很啟人想像，如龍神祠、叮咚街、露濟寺、斑竹灣...... 自修室都不夠用，但是旁邊都有茶館，泡一盞茶可以坐上半天，許多人的功課、論文、交友、下棋、打橋牌、論政都在茶館。 他們那樣的生活是女生無法企盼的，在那個時代沒有任何女生敢一個人上街閒逛，也沒有人敢上茶館。
在一千多學生中，男女生的比例是十比一，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 多年後我讀到維吉尼亞 · 伍爾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知道世上女子尋求知識時，現實的困境相同。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期待、不同的困境，但男女很難有完全的平等。
淺藍的航空信
由於南開學長帶領，我在一年級下學期參加了珞珈團契。
由重慶去樂山的江輪停在宜賓的那一夜，我們在馮家祿家遇見了基督教傳教會內地會陳牧師的兒子陳仁寬，他在武大讀法律系四年級，第二天與我們同船去樂山。
他不漂亮，也不太高大，但是有一種青年人身上看不到的俊逸、自信，在眾人之中十分挺拔出眾。 大約有人告訴他，我從上船哭到宜賓，他就以傳教者的態度坐到我旁邊對我說了一些安慰的話，說他去重慶念南開的時候多麼想念宜賓的家。
我將隨身提包中的《聖經》給他看，不知他那時說了什麼話，使我又泫然欲淚地告訴他，我不僅十分想家，也十分惦念送我《聖經》的人，他正日夜在空中逐敵作戰...... 世界上大約確有一些緣分，使你在第一次相遇即敢於傾訴心中最深的感覺。
學校開學之後，他把我介紹給珞珈團契的顧問——武大理學院院長桂質廷先生，他帶我參加了團契，使我經常獲得溫暖的照顧。
在校四年之間，我在每年例行的慶祝聖誕演出「耶穌誕生」默劇中，被指定演馬利亞。 契友說我瘦瘦高高，有一種憂鬱的神情，所以適合此角。
陳仁寬在畢業之前一年，除了在團契聚會之外，從未到女生宿舍找我，始終維持一種保護者的兄長態度，畢業後立即去歐洲留學，常寫長信給我。
信中鼓勵我成熟地融入真正的大學生活，常說些讀書、思考之事，歐洲和中國一樣在翻天覆地的激戰分裂之中，他也有深于年齡的觀照。 多年後他回到中國大陸，全斷了音訊，大約十年前校友通訊《珞珈》有楊靜遠的文章，說一九八
○年間與已改名為公綽的陳仁寬小聚，他在對外翻譯公司和外交學院工作，想來應是順遂吧。
那一年間，我內心生活的重心集中在與南開同學的通信上，從不同的學校寫來不同的活法。
共同之點當然是懷念沙坪壩。
在我踏進女生宿舍，向門房老姚報到的時候，他看了我的名字，從左邊一個櫃格取出一封信給我，說：「人還沒來，信就先到。
」然後看了我兩眼，好似作了特殊登記。 信封上的字跡是張大飛的，寄信位址是雲南蒙自一個軍郵的號碼。 同樣淺藍的航空信箋，多了一種新的、濃密又壓抑的牽掛，不言相思，卻盡是相思。
他惦念我的長江航程，惦念我離家後的生活：「你做了大學生是什麼樣子呢？ 寄上我移防後的新通訊處，等你到了樂山來信，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 」據我多年的瞭解，他所說的「落地」，就是作戰平安歸來的意思。
他的信幾乎全是在備戰室裡寫的，在溽熱潮濕的雲南邊陲之處，面對著搶工修復的飛虎隊跑道，一個身經百戰的二十五歲青年，用一貫寫家書的心情，安慰著一個十九歲的想家女孩，告訴她不要哭哭啼啼的，在今日烽火連天的中國，能讀大學，是光明前途的開始。
每個星期一下午由文廟回來，老姚都笑吟吟地給我一封寄自雲南的信，淺藍的紙上除了想念，更多是鼓勵。
也寄來一些照片，全副武裝和漆著鯊魚嘴的戰鬥機的合照：三個精神奕奕充滿自信的漂亮人物，起飛前在機艙裡的照片，很難令人聯想到「生命是死亡唇邊的笑」。 飛虎隊在那些年是傳奇性的英雄，陳納德說：「昆明的中國人，怎麼會從 P—40飛機頭上的鯊魚徽得出飛虎這個名字的，我永遠也鬧不清。 」美國參戰後，飛虎隊正式改編為中美空軍混合大隊。
他收到我那些蒼白貧乏的信，大約也無話可說，和我一樣共同懷念起南開中學的詩詞課了。
每次升空作戰，風從耳邊吹過，雲在四圍翻騰，全神凝聚，處處是敵機的聲息，心中別無他想。 但是，一切拼過，落地回來，一切的牽掛也立刻回來。 營地有三天前的舊報，戰爭陷入苦戰階段，川西離戰場遠，什麼消息都沒有。
他說：「我無法飛到大佛腳下三江交匯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麼愛你，多麼想你！
連續兩周 未接航信，白天擁擠的小小方庭，月亮照進來的夜晚，可供憂思徘徊，困在山水邊城，與世界隔絕，只剩下遐思噩夢。
終於收到他由昆明來信，說受了點傷，快好了，下周就回隊上去。 從此我寫信再也不寫自己太平歲月的煩惱，也不敢寫自己擔憂，儘量找些有趣的事說，如邏輯課的白馬非馬之辯，如經濟學各派理論的衝突，樂山土話把一切單位皆用「塊」——一塊星期，一塊房子，一塊筆記本...... 男生第八宿舍是兩年前大轟炸後罹患昏睡症死亡的學生公墓，等等。 最大的浪漫是告訴他，我去找了叮咚街水滴落地發出叮咚聲音的樹洞。 無知如我，終於開始悚然警覺，正因為我已成年，不論他鍾情多深，他那血淋淋的現實，是我所觸摸不到的。
他回到隊上，信上郵戳又是蒙自、個舊、雲南驛、騰沖...... 我在地圖上追蹤，從戰報上看到，飛虎隊正全力協助滇緬公路的保衛戰，保持盟軍對日戰爭補給的生命線。
傷癒之後，他對死亡似乎有了更近距離的認識。
他的信中亦不再說感情的話，只說你已經二十歲了，所有學習到的新事物都是有用的，可以教你作成熟的判斷。
剛進大學的我，自己的角色都扮演不好，除了想家念舊，和對偏遠隔絕的抱怨，一切都沒有想清楚的時候，一年就要過盡了。
大成殿上——初見朱光潛老師
我這樣的飄浮狀態，到了一年級將結束時有了急遽的變化。
全校的大一國文和英文最初是考試後不分院系以成績編班，最後以共同考試算成績作升級或轉系的標準。
武大沒有醫學院，一直以外文、經濟、法律和電機系為最熱門科系，淘汰率也最高。 考試後不久，有一天一位同學回宿舍說在文廟看到剛貼出來的佈告，大一英文全校統考我考了第一名，分數很高。
我聽說後，並沒有太大的意外或激動，因為心中只想著如何對父母說，允許我去昆明，轉西南聯大外文系。 此心已不在樂山。 明知是十分難於開口，也不易得到同意，當晚一夜難眠。
全宿舍的人都在收拾行李，過十幾天就放暑假，大家都要回家了。 我面臨這一生第一次自己要解決的難題。
第二天下午，老姚鄭重地給了我一份毛筆寫的教務處通知，命我去見教務長朱光潛先生。
朱先生當時已是名滿天下的學者。
十五歲以前，他在安徽桐城家中已背誦了十年的經書與古文才進入桐城中學，二十一歲公費就讀香港大學。 畢業後到上海教書，和匡互生、朱自清、豐子愷、葉聖陶、劉大白、夏衍等人辦雜誌，創「立達學園」，創辦開明書店。
二十八歲，公費進愛丁堡大學進修英國文學，也修哲學、心理學、歐洲古代史和藝術史，又到法國巴黎大學修文藝心理學，在德國萊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大學加強德文，並寫出《悲劇心理學》論文。
留歐八年中，他經常流連于大英博物館圖書館，一面讀書一面寫作，官費常斷，為了稿費在開明書店《一般》和《中學生》刊物寫稿，後來輯成《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這本書和《談美》是中學生以上都必讀的「開竅」之書。
這麼一位大學者怎會召見我這個一年級學生呢？
說真的，我是驚駭多於榮幸地走進他那在文廟正殿——大成殿——森然深長的辦公室。 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裡並不壯碩的穿灰長袍的「老頭」（那一年朱老師四十七歲，在我那個年齡人的眼中，所有超過四十歲的人都是「老人」）也沒有什麼慈祥的笑容。
他看了我，說：「你聯考分發到哲學系，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為什麼不轉外文系呢？
」我說我的第一志願是哲學系，沒有填本校的外文系，不是沒有考上。 高中畢業的時候，父親和孟老師都希望我上中文系。
他又問了我為什麼要「讀」哲學系，已經念了些什麼哲學的書？
我的回答在他聽來大約相當「幼稚無知」（我父親已委婉地對我說過），他想了一下說：「現在武大搬遷到這麼僻遠的地方，老師很難請來，哲學系有一些課都開不出來。 我已由國文老師處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沒有鑽研哲學的慧根。
中文系的課你可以旁聽，也可以一生自修。 但是外文系的課程必須有老師帶領，加上好的英文基礎才可以認路入門。 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決定。 你如果轉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導師，有問題可以隨時問我。這最後一句話，至今縈繞我心頭。
外文系的天空
暑假我與同伴歡天喜地由五通橋搭岷江江輪到宜賓，由長江順流而下回了重慶。
家，對於我有了更美好的意義。 被聯考沖散的中學好友也都在各家相聚，有說不完的別後經驗要傾訴。 一年前我獨自一人被分發到遙遠的川西，回到沙坪壩，好似失群的孤雁回到大隊棲息之地，歡唱不已。
戰事方面，日本飛機因為美國參戰而損耗太大，已無力再頻繁轟炸重慶，主力移到滇緬路，每次出襲都被中美十四航空隊大量擊落。 這一年夏天，重慶雖然仍是炙熱如火爐，因為不再天天跑警報，重建與修復的氣氛，很適合我們這群嘰嘰喳喳到各家重聚的大一女生。
有月亮的晚上，我們常去嘉陵江邊唱歌和談心。 那大約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夏天，也是真正無憂的假期。
回到家當然要和父母商量轉系的事。
爸爸雖未明說「我早就知道你念不了哲學系」，但他說，你感情重于理智，念文學比較合適。 我又故作輕鬆地說西南聯大去年放榜後曾歡迎我去外文系，南開同學在那裡很多，我也很想去，如果戰爭勝利，我也可以回到北大、清華或南開大學...... 爸爸面色凝重地說，美國參戰後，世界戰局雖大有轉機，我們國內戰線卻挫敗連連；湖南淪陷，廣西危急，貴州亦已不保，「你到雲南，離家更遠。 樂山雖然也遠，到底仍在四川，我照顧你比較近些。
其實以你的身體，最好申請轉學中央大學，留在沙坪壩，也少讓我們懸念，局勢如變更壞，我們一家人至少可以在一起」。
我回家不久收到大飛哥的信，他堅決不贊成我轉學到昆明去，他隨時遷移駐防基地，實在沒有能力照顧我；戰爭現況下，連三天假期都沒有，也沒有辦法回四川看我，望我安心地回樂山讀書，大家唯一的生路是戰爭勝利。
這時他的口氣又是兄長對小女孩說話了。
在這期間，我也曾請教《時與潮文藝》的主編孫晉三教授有關朱光潛先生的建議。
孫先生當時是中央大學外文系的名教授，極受我父親的尊重。 在他主持之下，《時與潮文藝》登載沈從文、巴金、洪深、吳組緗、茅盾、朱光潛、聞一多、朱自清、王西彥、碧野、臧克家、
徐訏等的新作品，他們不僅當時廣受讀者歡迎，亦是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
而柳無忌、李霽野、方重、李長之、徐仲年、于賡虞、范存忠、陳瘦竹、戴鎦齡、俞大絪、葉君健等人翻譯的各國經典作品，也都可以看出那個時代文人的高水準。 每期都有文壇動態和國內外藝文情報，是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間的珍貴記錄。
可惜抗戰勝利不久國共戰爭即起，我父親已無力支撐三份期刊，《時與潮文藝》于一九四五年停刊。
孫先生說：「一九四四年五月版，朱光潛先生有篇《文學上的低級趣味》，是從文學教育者立場寫的，很清楚也很中肯，在武大外文系上朱先生的課，該是很幸運的事，何況他親自勸你轉系，還自願擔任你的導師，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了。
文學教育貴在靈性（或慧根）的啟發，武大外文系有方重先生、陳源（西瀅）先生、袁昌英先生、陳寅恪先生等，根基是很充實的。 西南聯大外文系並不更強，而且也沒有朱先生注意到你的這種緣分。
孫先生的分析使我下定決心回武大，說不出什麼原因，那溯江數百里外的江城，對我也有一些世外桃源般的魅力吧。
暑假結束，我早一周回樂山，準備辦轉系手續，而且與趙曉蘭約好，早些去登記宿舍房間——二年級已升至餐廳上木造的一排新屋，希望能有一個靠窗書桌。
父親安排我與一同學搭郵政送信快車去樂山；戰時為了公務和大學生便利，每車正式收費搭載二人，需驗證件，以保障信件安全。
我們兩人和郵務員輪流坐在駕駛台和數十袋郵件之間，覺得自己都重要起來。 靠在鄭重捆紮、綁牢的郵包上打瞌睡，想像袋中每封信的情愫與收信人的喜悅。 每到一站，郵務員呼叫郵袋上的地名，然後他姿態優美地擲下一包，下面投上一包。
我後來讀到一本清朝史，說中國郵政是最早現代化的政府制度，服務人員水準高，最可信賴。 到臺灣後，郵政仍是安定的力量之一。 千百年來書信傳遞由驛馬到綠色郵車，在在都引起我的豐富想像，我曾有幸被當作郵包由川東快遞到川西，這段特殊經驗不可不記。
第一晚到成都，我們去住南開好友的宿舍。
戰時遷去成都華西壩的有北平的燕京大學、南京的金陵男大和金陵女大、山東的齊魯大學，加上當地的華西大學，十分熱鬧。 第二天清晨再上車，郵政車絕不拋錨，沿路有保護，安全穩定，經過眉山也裝卸郵袋，但只能在飛馳而過之際看看路樹而已。
當日全天不停，直接駛往樂山郵局門口。 這一次旅程我已知道前面的生活是什麼樣子，自己將如何面對，到成都又見識到四川真正的古都風貌，心情較去年舒緩許多。
「前進」的讀書會（1）
在樂山的兩年，我的生活似乎分成了兩個世界。
由水西門作界線，左轉出去往文廟走，上課，看佈告，讀壁報，看各種展覽（名家如徐悲鴻、關山月、豐子愷、淩叔華等，當然以地方人士和師生作品為主）；從水西門右轉白塔街回到宿舍，則是一個吃喝起居與人共處的現實世界。
我與趙曉蘭搬到新房間不久，同房一位法學院同學邀我倆晚飯後去「讀書會」。
我想去讀些新書多麼好，便興沖沖地去了。
會場有三十多人，男生多於女生，那天正在討論俄國作家高爾基（Maksim
Gorkey，1868—1936）的《母親》（The Mother），這本書我在南開時讀過，很感動。 下一次指定的是肖洛霍夫（ Mikhail Sholokhvo，1905—1984）《靜靜的頓河》（Silent Don）。 書由大家傳著輪流看，女生宿舍由我同室的侯姐姐（她休學回來複學，比我們大兩三歲）負責。 我跟她去了三次，會場的討論非常激昂熱烈，充滿了政治控訴，唱很多俄國民謠和《東方紅》等歌。
在南開中學時沒有晚上的活動，我週末回家，也從未聽說有讀書會，所以對我而言是新鮮事，在家書中很興奮地提到。
不久，父親來信說：「現在各大學都有‘讀書會’，是共產黨吸收知識份子的週邊組織，如今為了全民抗日，國共合作，所有社團都公開活動，吾兒生性單純，既對現在功課有很大興趣，應儘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圖書館多讀相關書籍，不必參加任何政治活動。
國內局勢仍在低潮，前線國軍真可說是在浴血守土。 吾兒隻身在外，務望保持健康，面臨任何事時都必須沉得住氣。 」（這樣的信，這些年中我仍字字默記在心。）
自此以後，我便不肯跟侯姐姐去讀書會，推說功課忙要背書，還把抄的筆記給她看，濟慈的《夜鶯頌》又長又難，我剛去圖書館借了本冷門的原文書，時時在查字典。
她便只帶趙曉蘭去了。 回來後更大聲地唱那些《喀秋莎》、《東方紅》等歌。 從此不跟我說話，在走廊上碰到我，故意把頭猛然扭過去不看我。 而真正令我傷心的是，趙曉蘭也漸漸不理我了，住在咫尺之內卻形同陌路。
於今回顧，共產黨借由讀書會吸收年輕學生是有跡可尋的。
抗戰時期，有一半的年月是國共合作的，毛澤東與周恩來都曾在重慶。
毛澤東本人曾被選為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張伯苓任副議長，當年任議長之汪精衛竟于一九四 ○年一月與日本簽訂賣國密約，不久去南京組成偽國民政府！ ）之後，毛澤東前往重慶開會表示支援一致抗日的立場，同為參政員的我父親曾與他相遇有過簡短談話。
共產黨的《新華報》，自一九三八年初在漢口正式出刊後亦移至重慶，直到抗戰快結束才停刊。
在報紙是唯一新聞來源的時期，他們的言論影響了許多知識份子與學生。
周恩來是南開校友，常到學校看張伯苓校長，也多次以校友身份在周會演講。
大家最喜歡學張校長介紹他時的天津腔：「現在，我讓恩（Neng）來跟你們講話。 」充滿了對這位傑出學生的溫情。
他顧念老校長的立場，只談健國強身，趕走日本倭奴，成為世界文化大國等，似乎從未為共產主義宣傳。
事實上，他本身獨特的吸引力就是最好的宣傳，很多人借由他溫文儒雅、充實淵博的風格認識了共產黨。
「前進」的讀書會（2）
一九四三年我念高三，正是轟炸最厲害的時候。
高三時分到理組的傅綺珍，多年在校與我友好。 她高高壯壯的個子，俊秀樂觀，終日笑口常開，功課人緣都好。 後來她考上中央大學，留在沙坪壩，我遠走川西樂山。 暑假我回家，初時也見面談談，後來聽說她與陳春明等六人與中大的一些男同學去延安了——這件事當時令我非常驚詫與難過。
我一直認為她是我的好朋友，看課外書，寫壁報，辦活動等等常在一起，她跨了這麼一大步，竟然從不曾給我一點暗示，臨行也沒有一句告別。 直到武大這讀書會我才漸漸瞭解，傅綺珍是不可能告訴我的。
她們也許早就參加讀書會之類的活動，被左傾團體吸收，成為「前進分子」，而「幼稚」地癡迷文學的我，早已不是她的「同路人」，更何況趙曉蘭這新交。
就在這時，校長宣佈了教育部命令準備緊急時撤退到「雷馬屏峨」的指示。
女生宿舍人人驚慌，幸好上課時老師態度穩定；他們都是有家眷的，說大家共患難，不要怕。 有幾位四川本省的同學請假回家去了（學校允許補課、補考）。 我們宿舍三樓有兩間閣樓，因為順著屋頂斜了一邊，裡面可以擺兩張平床，兩個小桌，只有一面有窗，另一面開著一片天窗，愛熱鬧的同學不喜歡住，而且低班的也輪不上。
她們和我這間共用一座樓梯，有一天在樓梯上遇見歷史系的李秀英，她說她的室友被未婚夫接回敘永去了，說兵荒馬亂的，先結婚再說。 所以她那間閣樓空了一個床位，她知道我一直羡慕人少的屋子，歡迎我去與她同室。
我幾乎是跑步去舍監室，申請到了那個床位。 那小小的木板床、小木桌，頭頂上一尺半見方的天窗，對我簡直是華美的宮殿！
在我收拾行李和書籍搬房的時候，侯姐姐用她慣有的大嗓門，不指名地說：「有些人家長在重慶做高官，還每個月領公費，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臉皮厚！
每天口中念著雲雀夜鶯的，不知民間疾苦，簡直是沒有靈魂！ 」其他的人都低下頭假裝看書，沒有說話，我想了想，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只有和趙曉蘭說聲再見，趕快把東西搬到三樓去。
把新的鋪位安好，坐在床上想想剛才的那一幕，心中十分難過。
記得剛住進時，她要我們叫她姐姐，對我殷勤照顧，有時連洗澡小室都幫我先占一間，吃飯時在板凳上留個空位給我。
還不到兩個月，怎麼就如此兇惡攻擊呢？當天晚上，躺在小床上，看到天窗外，繁星滿天，第一次想到也許是上帝給我訊息，叫我看看廣大的穹蒼，原諒別人的傷害？
但是我年輕的心卻無法吞噬那翻臉無情的攻擊。
第二天到文廟上課，我到生活指導組去問：「伙食公費是給哪些學生？
」那位半工半讀的職員很不耐煩地說：「開戰以來所有公立大中學的戰區學生都有公費。 」我問：「如果戰區學生的家長在政府工作，有固定收入，也給公費嗎？ 」他注意地看了我一陣子說：「從來沒有人來問過這個問題，你叫什麼名字？
什麼系的？ 」他寫下我的名字後，板著臉說：「你回去寫個呈文來說要放棄公費，學校給你轉呈教育部。 」然後就把諮詢視窗關上了。
不到三天，文法學院同學間便傳說我去申請放棄公費。
魯巧珍問我怎麼回事，我告訴她只是去問了一下公費的資格而已，並沒有多說一句話。 她聽說前進（左傾）的同學要拿這做個題目攻擊教育部。 當天晚飯後，我上樓經過原來房間，那位姓侯的「姐姐」在她靠門的座位上看到我，大聲說：「有的人怕別人不知道她是權貴餘孽，自己在到處炫耀呢！
貪官污吏的女兒！ 滾出去！ 不要以為你有什麼了不起！ 」——這是我獨立為人第一次見識到政治的可怕與謊言。 在我生長的家庭，革命與愛國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義的，最忌諱翻臉無情，出賣朋友。
從此以後六十年來，我從不涉入政治
，教書時連校園政治也不參與。
張大飛殉國（1）
盟軍在五月二日完全佔領了柏林，日本境內也在美空軍密集轟炸之下開始疏散，自殺飛機成了他最後最殘忍的武器。
我國漸漸在廣西收復失土，六月十二日戰報，日軍勢孤，湘西會戰我軍大勝，殲滅日寇一萬余人，正朝桂林進軍......
宿舍彌漫著歡欣的氣氛，所有人都解開了準備步行去「雷馬屏峨」的背包，準備大考及暑假回家。
合唱團、音樂會、送別會，郊遊的活動又開始熱烘烘地舉辦，休學和請假的人很多都帶些羞愧的表情回來上課了。 四月十二日，美國羅斯福總統突然逝世，對中國的衝擊很大，有一天朱老師在英詩課突然念了一首美國詩人惠特曼（ Walt
Whitman，1819—1892）的詩《啊，船長！ 我的船長！ 》（O Captain! My Captain! ），追悼他不及見戰爭勝利。
此時讀此詩，覺得響亮有力，如鼓聲送別。 然而不到百日之內，我竟第二次清晰地想起這首詩，刻骨銘心，沉重的，不甘心的哀傷。
我最後一次到水西門外我的河岸是六月初。
春天已經過完，岸邊的草長得太高，已漸湮沒小徑。 我去那裡讀哥哥寫給我的信，這封信我已經收到兩天了，那兩頁信紙內容也已經背熟，但是我必須找一個地方，好好地想一想......
哥哥信上說，張大飛在五月十八日豫南會戰時掩護友機，殉國于河南信陽上空。
他在重慶戰報上看到前線的消息，週末回到家收到雲南十四航空隊寄給他的通知，我們家是張大飛的戰時通信地址之一。 他留下一封信給我哥哥，一個很大的包裹給我，用美軍的帆布軍郵袋裝著，大約是信件。
哥哥說我快放暑假回家之前，最好有個心理準備——他的信裡附上了張大飛寫給他的信。
這是一封訣別的信，是一個二十六歲年輕人與他有限的往事告別的信。
我雖未能保留至今，但他寫的字字句句都烙印我心。 他說：
振一：你收到此信時，我已經死了。
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個人都走了。 三天前，最後的好友晚上沒有回航，我知道下一個就輪到我了。 我禱告，我沉思，內心覺得平靜。 感謝你這些年來給我的友誼。 感謝媽媽這些年對我的慈愛關懷，使我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個可以思念的家。
也請你原諒我對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我請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後，把邦媛這些年寫的信妥當地寄回給她。
請你們原諒我用這種方式使她悲傷。 自從我找到你們在湖南的位址，她代媽媽回我的信，這八年來，我寫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書，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 我似乎看得見她由瘦小女孩長成少女，那天看到她由南開的操場走來，我竟然在驚訝中脫口而出說出心意，我怎麼會終於說我愛她呢？
這些年中，我一直告訴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則，我死了會害她，我活著也是害她。 這些年來我們走著多麼不同的道路，我這些年只會升空作戰，全神貫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詩書之間，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
以我這必死之身，怎能對她說「我愛你」呢？ 去年暑假前，她說要轉學到昆明來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嚴重。 爸爸媽媽怎會答應？ 像我這樣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顧她？
我寫信力勸她留在四川，好好讀書。 我現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歲，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嘗過。 從軍以來保持身心潔淨，一心想在戰後去當隨軍牧師。 秋天駐防桂林時，在禮拜堂認識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學老師，她到雲南來找我，耶誕節和我在駐地結婚，我死之後撫恤金一半給我弟弟，請他在勝利後回家鄉奉養母親。
請你委婉勸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後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張大飛殉國（2）
這一年的大考延後一些，給請假的人補課的時間吧。
我于七月六日與許多同學搭船回炎熱如火爐的重慶，看到書桌上那個深綠色的軍郵袋時，即使媽媽也難於分辨我臉上流的是淚還是汗。 種種交糾複雜的情緒在我心中激蕩，好似投身入那三江匯合的激流。
兩天后我才打開那郵包。 上面有一封陌生筆跡的信，裡面寫著：
張大飛隊長已于五月十八日在河南上空殉職。
這一包信，他移防時都隨身帶著。 兩個月前他交給我，說有一天他若上去了回不來，請我按這個位址寄給你。 我在隊上擔任修護工作，隨著他已經兩年，他是很體恤人的好長官，我們都很傷心。
從他留在待命室的上裝口袋裡找到一封你的信，也一併寄上。 望你節哀。
周□□敬上
他的信封裡裝了一張折了多次、汗漬斑斑、淺藍已褪至黃白色的、我在南開高三時寫的信，那是一封純粹的文藝青年的信，說：很羡慕你在天空，覺得離上帝比較近，因為在藍天白雲間，沒有「死亡的幽谷」...... 你說那天夜裡回航，從雲堆中出來，驀地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就在眼前，飛機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 而我現在每天要在教室至少坐八小時，幾何那麼難，幾乎令人生趣全無，幸虧有孟老師的詞選，不必只為了考大學活著。
今天看高一的同學忙著把被單縫成裙子，要去參加全市運動會的團體舞，那就是我們以前做的事，幼稚得要命。 我現在都不敢看課外書了，星期六回家經過時與潮書店門口，我都快步走過，以免受到誘惑......
這樣的信我寫了好多年，直到我去樂山讀哲學系。
對於他，這些信大約像煙酒跳舞對他隊友一樣，有説明忘卻猙獰現實的用處吧。 我從樂山想轉學到昆明西南聯大去找他時，他急著來信阻止，其中有句說：「你對我的實際生活，知道的愈少愈好，對我‘光榮’的實質情況愈模糊愈好。
」初讀時，我看不懂，以為他「變」了。 多年後才全然瞭解，善良如他，驀然覺醒，要退回去扮演當年保護者兄長角色雖遲了一些，卻阻擋了我陷入困境，實際上仍是保護了我。
我那一大包信，他曾仔細地按年份排好，第一封從湖南湘鄉永豐鎮扶稼堂寄的，小學畢業生的平安家書；最後一封是大學二年級外文系學生寫的，已承認自己沒有研究哲學的慧根，全心投入雪萊和濟慈的浪漫詩情。
從閣樓的小窗看滿天星辰，聽窗外樹上鳥鳴布穀，你在哪裡？ 你怎麼像神跡般顯現摯愛，又突然消失了呢？
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一個少女在殘酷戰爭中成長的心路歷程，詳詳細細地記錄在那一百多封信中，我留在家中櫃裡那一包他七年間寫的更多數量的信，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由流離的困境投身最強烈的戰鬥的完整自述。他駕驅逐機擊落敵機的時候，有時會想：我這樣虔誠的基督徒，卻這樣長年做著殺戮的工作，上帝會怎麼裁判呢？
不是說「生命在我，復活也在我」嗎？ 耶穌說人若打你左臉，你把右臉也給他打嗎？ 但是日本人不但打我的臉，他們殺了我的父親，摧滅了我的家，將我全國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殺至今。
我每在郊區打下他們一架飛機，即可以減少犧牲于炸彈下的多少冤魂......
這兩大包信，放在一起。
這一年夏天，我沒有力量重看。 他的死訊雖在意料中，但來時仍感意外，因而難於印證現實。
所有的跡象顯示，戰爭快要結束了。
麥克亞瑟將軍收復了菲律賓，實踐「我會回來」的豪語。 在盧溝橋事變後八年的七月七日我國軍事委員會宣佈：「八年抗戰，截至現今，共計斃傷日寇及俘虜日寇達二百五十余萬人。
我陣亡官兵一百三十余萬人，負傷一百七十余萬人。 戰局現已轉守為攻。 」全國開始生活在期待中。
幾乎在此同時，陳納德將軍辭職的消息震驚了中國朝野。
羅斯福總統逝世後，美國的三軍統帥艾森豪將軍由馬歇爾將軍繼任（「馬歇爾計畫」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世界局勢有很大的影響，中國國共戰爭時他前來調停，但是一般認為他偏向中共的「進步改革」，間接造成了國軍的失敗而失去大陸）。
中國戰場的盟軍司令史迪威將軍與蔣委員長合作得不愉快，由魏德邁將軍接任，他收到總部指示說，陳納德以最少的資源已打了很長時間的遊擊戰式的戰爭，「採用現代化進攻戰術和技術的最迅速和有效的辦法是撤換指揮官」。
陳納德在重慶的告別儀式幾乎是空前絕後的熱情感人，兩百萬人擠滿了街道和臨街的門窗，他的座車無法穿過人群，人們手推著他的車子到歡送廣場，全城傷痕累累的房屋上掛滿了各種旗幟，許多繡著飛虎的隊徽。
蔣委員長親自授贈其中國最高的青天白日大勳章，表示中國人民對他多年血汗相助的感謝，美國政府也在此授予特勳金十字勳章，並掛上第二枚橡樹葉獎章。 這一年陳納德五十二歲。
正因為他來到了神秘遙遠的中國，脫離了美國正規軍的律令，以近乎江湖闖蕩的個人魅力，聚集了千百個同樣的好漢，用驅逐機的戰術解救了地面上無數苦難的生靈。
四個月之內，羅斯福逝世，陳納德解職，張大飛戰死。
這一場戰爭帶著無數人的憾恨落幕。
戰爭結束
日本正式投降時重慶的狂歡，是我漫長一生所僅見。
隨著廣播的聲音，愁苦的大地灌滿了歡樂，人們丟掉平日的拘謹矜持，在街頭互相擁抱，又跳又笑，聲嘶力竭地唱「山川壯麗，國旗飛舞」
這樣的愛國歌，說是萬人空巷還不夠，黃昏不久，盛大的火炬遊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
我跟著哥哥和表哥們也拿著火把往沙坪壩大街上跑去，左連小龍坎，右接瓷器口，幾乎沒有一吋黑暗的路，人們唱著，喊著「中華民國萬歲」，真正是響徹雲霄。
我跟他們走到南開中學的校門口，看到門口臨時加了兩個童子軍在站崗，手裡拿著和我當年胳膊一樣細的軍棍，臉上童的自信，正是我當年跟著張校長念的「中國不亡，有我」的自信。
校門裡范孫樓的燈全開著，我想到當年張大飛自操場上向我走來，這一瞬間，我突然感到萬聲俱滅，再也不能忍受推擠的人群。 竟然一個人穿過校園，找到回家的小徑，走上漸漸無人的田埂，往楊公橋走，快到那小木橋的山坡是個多年廢棄的亂葬崗，我哥哥常常向他的朋友挑戰，看誰敢去掀那個露出一半的棺材蓋，他們又說許多鬼火的故事，比賽誰最勇敢。
平常我都由前面大路回家，白天偶爾同大夥走過。 走過小木橋上坡，就是我們去年為躲警報而搬去的家。
我一面跑，一面哭，火把早已燒盡熄了。
進了家，看到滿臉驚訝的媽媽，我說：「我受不了這樣的狂歡！ 」在昏天黑地的慟哭中，我度過了勝利夜。
從此之後，我不再提他的名字。
我鄭重地把他寫來的一大疊信和我寫去的一大郵袋的信包在一起，與我的書和僅有的幾件衣服放在一起。 我想，有一天我會堅強起來再好好看看。 但是第二年夏天，我意外地由成都直接「復員」回到上海，媽媽帶著妹妹由重慶搭飛機復員回到北平，除了隨身衣物只帶了一些極具紀念性的照片，那些信和一切的痕跡，全留給苦難時代的狂風。
它們的命運，在我家日後播遷的歲月中，連想像都難了。
這一年的十一月，在他從軍時贈我《聖經》整整八年後，計志文牧師從成都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我，說他由珞珈團契的一位朋友處得知我在深沉的悲哀中，他勸我振作，抄了《啟示錄》第七章最後一句：「在主寶座之前穿白衣的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計牧師不久到樂山傳道，我在衛理公會受洗成為基督徒，我在長期的思考後，以這樣嚴肅的方式，永遠地紀念他：紀念他的淒苦身世，紀念他真正基督徒的善良，紀念所有和他那樣壯烈獻身地報了國仇家恨的人。
http://bit.ly/JLQpqH 齊邦媛 林文月 談《 巨流河》的寫作(9分鐘)
http://bit.ly/M1cIrN 白先勇 談 《巨流河》 (5分半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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