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年，高倉健主演的電影《追捕》在內地上映，這是我國對國外電影採取開放政策後第一批引進的電影之一，高倉健也成為了第一代國外電影偶像。張藝謀在後來回憶起這部影片時說：「這是一部感動了 10 億人的作品。高倉健在《追捕》裡把一個孤獨而又沉默寡言的人演繹得出神入化。」
後來，他們在一次電影節中相識，並承諾相互合作一部電影。張藝謀為了這部電影準備了五年時間，而整部電影可以說是為高倉健量身打造，等到這部名為《千里走單騎》的電影在 2005 年上映時，高倉健已經 74 歲高齡了。日本廣播協會（NHK）全程跟蹤了高倉健在中國拍攝影片的過程，並製作了一部名為《高倉健眼中的中國》的記錄片。在此之後，兩個電影人的友誼也一直保持了下來，直到高倉健離世。
以下是張藝謀口述全文：
拍《千里走單騎》是我欠高倉健先生一個情誼，因為我答應跟他合作一次，老先生默默的、耐心的等待，我沒有臉見他了，必須馬上拍一部，還好有一個劇本。他是我年輕時候的偶像，是我一輩子敬重的一個人。
他對人是非常非常真誠。日本人認為他是一個神，在雲端，我在他身上看到那種「士」的精神，那種古典，就是讓你吸一口氣起雞皮疙瘩的感受，真的不是裝的。我拍了 20 多年電影，不長也不短，任何一個演員，我們都讓他先結束，「你結束了，你今天工作殺青了，你可以先回酒店了，我們可能還要再拍一拍，還有其他鏡頭」，很正常，高高興興走了，應該讓演員先回去休息。我在雲南這樣跟高倉健說，下午六點左右，您先回去。到了九點要收工，天已經黑了，副導演慌慌張張過來跟我說，導演，高倉健沒走！為什麼沒回去？出事了？他說導演和全體人員都在這兒工作，他不能走。
我說讓他來這兒休息一下，這兒有水有椅子，他說怕打攪我們。他一直在山地拐角下站著，默默看你工作，站了三個小時，不打攪。我們全隊上汽車走，老爺子給遠遠鞠躬，他不過來，鞠完躬走了，70 多歲，站 3 個小時。——工作一天了，讓他先回去，算什麼？全世界演員都覺得天經地義，他覺得我不可以，因為導演還在工作，工作人員還在工作。好多這樣的小事情，都不是裝的，心就是這樣，這就是「士」。
還有中井貴一，是他的弟子，高倉健只要在東京，只要出遠門，不管哪一天的航班，白天的晚上的，當他到達機場的時候，中井總是遠遠給他鞠一躬，不過來，不打攪，遠遠的送他。高倉健對我也只這樣，我每次去日本，每次趕飛機，他會在地庫，看你車走，遠遠給你鞠躬。你嚇一跳，老爺子什麼時候來的？已經來一個多小時，他也怕人家認出他，站在地庫，一堆車後面，遠遠送你。
《千里走單騎》我讓一個民工小徐給老爺子打傘，他說不要，我說不是照顧他，是怕紫外線曬了，跟戲不接。打了三天傘，老爺子把手錶摘下來給小徐。值錢就不說了，都是好多萬的表，值錢都是次要的，他就覺得我不知道怎麼樣感謝這樣一個農民為我打傘，他說你辛苦了。小徐現在還珍藏著，捨不得戴。有很多小事情，所謂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所謂士為知己者亡，我們在文學上描寫的士的情懷全在他身上體現。
他在奧運會開幕前，專門給我送來一把刀，他們說這把刀跟北京的房子一樣貴，從鍛造到製作全部是日本國寶級的工匠，用了一年時間給我鍛造，就是用他們日本講法就是堅強，悄悄一個人買了機票，不告訴我，一下就到了北京，到了我們的開幕式工作中心，給我送來。回去以後，東京下大雪，驅車幾個小時到郊區一個寺廟為我祈願。
翻譯跟我講，寺廟那天清場，只為我做道場，老和尚帶一群和尚，高倉健一個人站在那裡，整個大殿的和尚都在那兒念，拴幾萬個鈴鐺，風一吹，嘩嘩響，整個環境特肅穆，一個半小時祈願，來回開了七八個小時的車。為我祈願，天祐中華，祈願開幕式成功。翻譯是他的朋友，說和尚念的時候，真起雞皮疙瘩，大殿特別肅穆，沒有一個人，高倉健一個人在這兒為你祈願。高倉健不讓他告訴我，翻譯偷偷告訴我。很多事他不讓你知道，不是做給你看。那個和尚是他幾十年的老朋友，而且他說那個寺廟是最靈的，祈願完了以後，給了我一個牌子，我現在還留著，日文寫的是，「祝張藝謀導演奧運開幕式成功」，我放在家裡。有好多細節，我以前跟他沒有見過，只是他的粉絲，我們見面以後都互相喜歡，所以就這樣對待。所以從這裡也可以感受電影是橋樑，可以溝通人和人。
還有一次，比如你是高倉健，我們倆坐在一個大堂酒吧，遠處一百米以外是大堂，人來人往，但是這個酒吧人很少，他看不見，我能看見，我跟他在這兒坐了一個多小時，大堂人來人往，日本人突然認出他來了，走到酒吧門口，因為離這兒有四五十米，深深鞠一躬就走了，也不驚動，也不過來，就這樣來來回回四五十人給他深深鞠躬，悄悄走了。
有一個導演給他拍紀錄片，那個導演禮拜天在家抱孩子，突然一拿電話，說我是高倉健，嚇得差點把孩子掉了。放下電話眼淚嘩嘩的，第二天早上跟我說，他只是一遍一遍跟我說高倉健給我打電話。很多細節可以發現，他就是一個高不可攀的，一個國寶，日本民族精神的代表。因為他跟我走得近，或者對中國支持，經常遭到批評。日本有一些人說你對中國電影這麼支持，因為我去東京電影節，他60年都沒有走紅地毯，他從來不走紅地毯，他陪我走紅地毯。所以日本媒體就說你在日本都不走本國的紅地毯，他不管。所以這個人其實很愛中國。從骨子裡愛中國。
我們討論劇本的時候，尤其古裝電影，我們談一些人物取向的時候，我常常講高倉健一些很多小例子，我說這就是士的情懷，默默為你奉獻，默默承受，不讓你知道，這就是「士」。我們經常拿高倉健的一件事為例子，講解人物的動作：他到哪裡第一件事情都是把母親的照片拿出來，恭恭敬敬的放在一個房間裡最顯著的地方，放上一束鮮花，我們多少次接待他，問他有什麼要求，沒有任何要求，可不可以每天回去給我買一束鮮花，當然可以，在雲南更沒有問題了，不知道幹什麼用的，原來是放在他母親照片前。有一次我進他的房間，果然看到照片，這個照片放在寫字檯上，下面是白色的鮮花，不是正規的遺像，是他光著屁股，還有哥哥、姐姐、妹妹和母親在河邊的生活照，很親情、很可愛。他到哪裡都把照片供起來，不是做給我們看的，他去南極拍戲都是這樣。這種大孝都是傳奇，我們誰現在能做到？幾十年，真的很讓人感動。
原作者註：09 年訪問張藝謀時，不知為何談到高倉健，本來表情平靜的張導演真誠感動的講了一刻鐘關於高倉健的故事。後來發表時，因為與主題無關刪去。今日得知高倉健先生過世，翻找原文，觀完甚為震動，高倉健留給世人的，除了銀幕硬漢的形象，還有集孝義禮於一身的個人修養，或者，這就是張藝謀所反覆強調的「士」吧。2014-11-19 俞斯譯,好奇心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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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說高倉健：一位古代君子
2013年5月，因為《張藝謀的作業》英文版的需要，我補充採訪了張藝謀。這次採訪提到了很多在原書邏輯中沒有出現的內容：合作者。其中有一段說的是高倉健。昨天驚聞高倉健去世，把因故擱置的錄音資料找出來，整理如下。
「高倉健是一位古代的謙謙君子。我們去形容一位君子的所有詞放在他身上，謙讓、堅忍、高邁、溫厚……都絕不過分。」張藝謀說。
張藝謀管斯皮爾伯格叫老斯，管高倉健叫老高，凡是國外的合作者，都這麼個叫法。提起高倉健的時候，他面上流露出的表情，是在提到其他電影人的時候很少見到的。他們一個是導演，一個是演員，他們曾經親密相處過接近一年的時間。高倉健身上溫潤強大的氣場，在張藝謀回憶他的時候，聽者也能清晰地捕捉到。
《千里走單騎》拍攝現場。高倉健的戲拍完了，接下來還有別的戲。張藝謀跟高倉健說：「老高，今天的戲結束了，請先回去休息吧。」高倉健答應，行禮走了。張藝謀自己拍了半天戲，正要收工，一扭頭，發現高倉健在遠處站著，看著片場。張藝謀急了，高倉健當年已經七十多了，這一站至少倆多小時。高倉健遠遠朝大家鞠了一躬，上車走了。
張藝謀趕緊找翻譯：「不是早就讓回去了嗎？有什麼問題嗎？」翻譯說，高倉健覺得，大家都在工作，他也不能離開。不過高倉健不願意打攪大家，就在不起眼的地方陪著，也不坐，就這麼站著。高倉健在片場不坐，張藝謀第一次拍片把片場所有的椅子全撤掉。監視器底下焊出個架子，站著看監視器。「一個那麼德高望重的老演員，出於對工作的敬畏，八個小時，十個小時不坐，誰敢坐？誰能坐？這是一部我全程站著拍完的電影。」張藝謀說。
在雲南拍攝，紫外線很強，沒幾天，高倉健有些曬黑了。張藝謀命場工小徐給高倉健打傘擋著。高倉健不樂意，張藝謀解釋，這不是對你的特別對待，因為曬黑了之後，膚色有差別，前後鏡頭接不起來。高倉健才勉強答應。場工小徐是片場裡常見的干雜活的零工，給高倉健打了三天傘，高倉健堅決不再接受，自己站在樹底下。有一天高倉健很不經意地，把手上的表摘下來送給小徐。小徐嚇壞了，受寵若驚。大家跟小徐開玩笑，這表至少值十幾萬，可貴著呢，你可得收好了，不許賣。小徐懵頭懵腦地說：「不賣，不賣！打死也不賣！」
張藝謀說，這是老派的做法，他感念所有人為他做的一切，即使這不過是別人的工作。他不喜歡麻煩別人，不喜歡被特殊對待。「我非常欣賞這種帶有古典氣息的做派，這種體諒人的修養，我沒有。」
2008年5月，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指揮部，高倉健不期而至，張藝謀說，「我當時很意外。」高倉健找了兩位日本國寶級的制刀大師，花了一年的時間，為張藝謀打了一把刀。刀和鞘分開，裝刀和鞘的木盒蓋裡面用毛筆寫著：「守護張藝謀高倉健祈福」。這既是兵器，也是國器，要出境，需要日本軍方等幾個部門的批准。高倉健為此奔波了一番，終於拿到了寶刀出境的證明。高倉健說，這把刀已經被高僧唸經開了光，希望它能守護你，讓奧運會開幕式獲得偉大的成功。
張藝謀不知說什麼好，倆人在鏡頭裡有幾處擁抱，這大概是張藝謀極少見的跟朋友在鏡頭前如此自然地親近。高倉健知道張藝謀很忙，送完刀第二天一早的飛機就回了日本。
過了很久之後，張藝謀才從別人那裡輾轉得知，高倉健知道張藝謀壓力極大，在一個大雪天，坐了四五個小時的車，到東京外深山裡的一處寺廟，替張藝謀祈福。
深雪孤寺，古木參天，空曠的大廳裡只有高倉健和主持祈福儀式的和尚。高倉健寫了一張禱詞給和尚，大意是：我是高倉健，我的朋友張藝謀擔任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總導演，他面臨的任務很艱巨，我祈願他順利、成功。鐘聲悠遠，鈴音清脆。張藝謀對這個場景的描述，充滿了畫面感。
祈禱儀式經歷了半個多小時，高倉健又在大雪裡坐了四五個小時的車，回到家中。他始終沒有對張藝謀提及此事。
高倉健是看過《我的父親母親》和《一個都不能少》，非常喜歡張藝謀的電影，倆人後來見面，相約合作一部電影。《千里走單騎》這部電影就是專為高倉健而做，準備了五年的時間，而高倉健也等了五年。拍完電影之後，倆人的關係非常近，不是物理上的近——倆人除了僅有的幾次拜訪，幾乎不見面——甚至也不是語言的，他們倆，沒了翻譯，誰也聽不懂對方說什麼。但他們的互訪、閒坐、交流，確實能感覺兩人心氣相通，高倉健對張藝謀，也遠已不是一般合作關係良好的導演和演員的關係。他們有著某種相似，沉默的、隱忍的、冷峻的、熱烈的。連表情都有接近的地方，只是張藝謀長得更苦一些。
高倉健要送人東西，往往非常自然和隨意。比如他送給張藝謀衣服和手錶。都是自己先穿戴在身上，在談了幾個小時要分手的時候，才隨意說：這件衣服我穿著不大合適，可能你要合適些，要不你試一下。試了之後，高倉健就讓張藝謀帶走。一開始張藝謀還不以為意，後來發現，衣服明顯是照著自己的身量訂的，而手錶也是照著張藝謀手腕的長度調好了。高倉健比較高，手也比張藝謀粗一些。幾個小時裡，他就這樣帶著一塊很緊的手錶，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和張藝謀聊天。他一切都準備好了，你甚至都不知道他從何處得知你的尺寸，但他怕你難為情，覺得禮太重，或者沒有帶回禮，就這樣讓你舒服地，讓你覺得這是朋友之間很自然地轉讓，而不是一次隆重的贈禮。
「默默地，守望地，不打攪，但你又能感受到這種豐沛的、古典的情誼。」張藝謀說，每次見到高倉健，他都不覺感慨，禮儀和真意融合起來，是一種極為強大的人格力量。古代的君子，亦不過如此。
張藝謀的著裝風格，大概可以以高倉健的建議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基本上就是湊合，瞎穿。張藝謀的注意力不在這上面。直到高倉健跟他建議，作為一個國際性導演，雖然有自己的性格和傾向，但是著裝若有些許講究的自己的風格，也不失為一件好事。
此後，張藝謀果然注意起來。他有視覺審美上的優勢，日常的穿著，看起來彷彿不經意，但搭配極為舒服精緻。高倉健送給張藝謀的衣服，風格和張藝謀自己的選擇非常接近，看似普通，在不明顯的地方，有精心跳脫的設計。
張藝謀在日本的王子酒店咖啡廳和高倉健坐著談話，高倉健側背對著大廳，而張藝謀斜對著大廳。在他們談話的一個多小時裡，張藝謀注意到，來往的人，只要認出了高倉健，都站定，隔著十幾二十米的距離，向高倉健鞠躬後走開，而高倉健根本看不見。張藝謀感歎：「他在日本是電影皇帝級的人物，地位極尊。雖然你知道這些，但你親眼看到，無論是電影後輩，還是普通路人對他溢於言表的尊重，還是震動的。」
在酒店跟高倉健告別後，張藝謀一行人回屋收拾行李、打電話、安排各種事宜，到酒店的停車場一通裝車之後，車啟動，駛出停車場，就在車拐彎的地方，車上的人突然發現，在停車場挺偏僻的一個角落，高倉健正給駛出的張藝謀一行鞠躬送行。張藝謀趕緊給高倉健身邊的工作人員打電話，回答說，高倉健在告別之後就到了停車場等候，張藝謀掐表一算，三個小時。那時候高倉健八十歲。張藝謀很愧疚，早知高倉健還沒有離開，什麼行李不行李的，哪有那麼多破事兒，怎麼能勞動他在空氣污濁的停車場等這麼久？
「所以後來我就不敢見他。他對你的這種禮遇，作為後生晚輩來說，覺得接不住，情分太重。但對他來說，一切都很自然。他就是這樣的人。」張藝謀說，每次去日本，都不想驚動他，怕麻煩他，勞累他，不敢去打招呼，但不去呢，心裡又過意不去。
張藝謀對高倉健身上的一件事描述得非常詳細。1989年，高倉健在拍攝《情義知多少》的時候，母親去世。全日本的媒體湧到高倉健的老家，拍攝葬禮。高倉健並沒有在葬禮上出現。媒體一片罵聲，有的說得非常惡毒。
葬禮第二天，天還沒有亮，守墓地的人發現墓地邊上有一輛車，根據車上的雨滴和落花判斷，車已經在那裡停了幾個小時了，車窗開著，裡面一個人，正對著高倉健母親的墓地癡望。守墓人突然意識到這就是高倉健，疾步走過去，車窗無聲升起，車輕輕離去。
高倉健對周圍的朋友說：我對我母親的祭奠，是在我心裡，我不需要別人知道。
高倉健在拍攝《千里走單騎》的時候，無論走到哪裡，卸下行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母親的照片拿出來，在房間裡找一個最好的地方擺上，輕輕給母親念叨現在到哪兒了，情況怎麼樣。他對劇組從來不提什麼要求，唯一提的就是，哪裡可以買到新鮮的花。
張藝謀曾經見過那張照片，那都不是一張典雅的頭像，而是荷花池邊上，高倉健的母親帶著幾個孩子，高倉健正在池邊玩耍。
張藝謀忍功超強，多年來，對他的誣陷和流言不斷，他極少出來澄清應對。高倉健對罵聲的態度，張藝謀遙遙相和。這可能出自於他們相似的部分，而高倉健對事情的處理，大約也給了張藝謀一些力量吧。
「我非常景仰他，」張藝謀說，幾秒鐘的停頓之後，他說，「我很景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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